我見我思 18年新聞生涯

文／羅碧霞 現職TVBS編審
經歷：
1989年 民眾日報 民進黨記者
1990年-1996年 自立早報 民進黨記者、國會記者
1997年3月 新新聞 黨政新聞主編
1997年8月 中天編輯組長
2001年2月 東森新聞部副理
2004年11月 TBVS新聞部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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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我見我思 18年新聞生涯

　我從1989-1997年在報紙、雜誌主跑政治新聞；1997-2007年共10年在電視新聞台。解嚴20年，回頭看看，台灣政治力解崩的這關鍵20年，自己究竟是冷眼旁觀歷史演變的目擊者？還是也是歷史的一隅?檢視新聞工作18年生涯，貢獻乏善可陳，唯一自覺有點小小貢獻的是，報導許添財(許添財現任台南市長)返鄉權的新聞。

　1990年李登輝總統召開國是會議，邀請朝野人士與會，也邀請一些海外學人返台提供建言，該批名單除了許添財之外，還有陳唐山（比較詳細的黑名單相關新聞，得詳見人權記者陳銘城的報導）。許添財和陳唐山都是被國民黨列為不准返台的「黑名單」，當國會議結束後，陳唐山和許添財都必需依照簽證期限出境。長久被禁足於母國之外的許添財，並不想再離開台灣，當時的新國會辦公室主任張維嘉，告訴我這件事，我也順利專訪許添財，見報後，對許添財爭取光明正大返鄉留台，可能發揮觸媒作用！除了這件小事之外，我還真的想不起來。

　這近20年的政治新聞採訪工作，自己有何貢獻，想來真是汗顏！

　報導許添財事件之前，完全不知許添財是何人也？一直到1992年，調跑立法院，聽盧修一談起，天性樂觀幽默的盧修一，談起當年那段風聲鶴唳的日子，是談笑風生的。盧修一說，許添財和他同在文化任教，有天開校務會議時，他發現有人一直在盯哨許財添，盧修一悄悄地走到許添財身旁，悄悄地對許添財「somebody watch you」，許添財也連夜「悄悄地赴美」，從此流亡美國，在洛杉磯日日夜夜唱著「黃昏ㄟ故鄉」。

　比起來，許添財還算幸運了，反而是提醒了別人，自己卻身陷險境不自知的盧修一， 次日就身繫囹圄，一關三年，出獄後，青絲變白髮，許添財被盯哨只因為幫陳水扁競選台南市長站宣傳車，(那次選舉後，吳淑珍車禍下半身癱瘓)。盧修一出獄後，文化的教職也沒了，求職無門，只好從政去囉！

　可能也是這一層特殊的政治因緣，許添財、盧修一和陳水扁當選立委後，在立院青島會館的國會辦公室，是毗鄰而居，另一位辦公室的鄰居是也曾是文化大學財經教授彭百顯。除了盧修一是新潮流連線之外，陳、許、彭都是以陳水扁為首的正義連線成員。

　幾乎沒有貢獻，但這18年的新聞工作生涯，卻讓我的人生更豐富而多采，尤其是採訪政治新聞的這八年，有前輩跑了大半輩子的新聞未能恭逢其盛，遇不到政治力大解崩、社會力大奔放的年代。我才採訪八年，卻採訪了四次的修憲、兩次國是會議，也走過肅殺頭街還有點白色恐怖的年代，真的很幸運有機會親眼目擊解嚴後，大鳴大放的台灣社會力，這可是我這18年的政治新聞生涯，最大的收獲。

　後進們蔡崇隆、何榮幸也常羨慕我這個世代，因為到他們跑新聞時，街頭遊行已成嘉年華，感覺上少了些許使命感。

　這 18年，自焚的鄭南榕龍山寺告別式，我走在葉菊蘭和鄭竹梅的後面採訪，目送她母女兩含淚把南榕的骨灰灑入淡水河；遇上總統特赦，美麗島事件受刑人特赦出獄、去三總等候採訪絕食、拒絕特赦的施明德；跟著葉菊蘭去龜山接特赦的許曹德；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國是會議、國民黨台灣執政近半世紀，結束動員勘亂時期第一次修憲；三天兩頭火爆流血全武行的立法院及520反郝反軍人干政的喋血街頭運動...這樣解崩的政治力，還會再有嗎?

　檢視這18年的新聞工作，運氣好踫上政治大年代；但也因資歷與經驗上不足，當時並未有足夠的能力剖析事件影響與刻劃新聞內幕。甚至可說是懵懂中走過那個年代。


第二篇
　 那段可以跟總編輯拍桌子、掛電話的日子

　1990年，民進黨祕書長張俊宏拒絕首都早報記者林國明出席公開記者會時，民進黨記者為悍衛新聞自由，集體退席抗議，具體行動聲援林國明，張俊宏記者會也開不下去而流會。

　1992年，與當時社長吳豐山還算有私交的民進黨立委侯海熊，不斷向吳豐山反應，批評我的報導對他不友善，一直找吳豐山投訴我的不是，侯海熊還揚言要告報社和告我。但當吳豐山問明原委後，吳社長問我：「 那您的建議呢？」我回說：要告就給他告啊！我的報導站住腳，我還有更具體的內容可以報導。

　這番對話後，吳豐山社長就說，「好，那我們不要理他，讓他來告」，雖得罪的是社長的朋友，但社方力挺記者，讓記者腰桿挺的更直，我繼續跑立法院，跑到侯海熊被民進黨開除黨籍，淡出政壇。

　2007年，自由時報記者周富美因為報導環評會議，遭拒絕於環保署於門外，周富美被報社調職，她憤而離職。不過才差15年，哪ㄟ差這齊?

　1993年，因為一則上了頭版的修憲標題和引用內容錯誤，我在陽明山中山樓上，直接打電話給總編輯胡元輝抗議，聽不完胡總編輯的說明，我就狠狠地怒掛了胡總編輯的電話；也曾在蘇正平擔任總編輯期間，拍了蘇總編輯的桌子;記得在吳戈卿提任總編輯時，希望我一篇報導，總編輯是用幾近拜託的低姿態請託我寫！也還記者得陳依玫當任採訪主任，臨時要我寫一篇有關國民黨國大八大派系的新聞，我還跟她大小聲。(雖後來還是截稿前完成任務)。

　那些事件發生後，我還在自立活了很久，報社的擔當和長官們的高EQ，給了記者無限寬廣的自由和自主空間。

　2007年，觀諸多少記者報怨報社或公司的報導不公，可有當年的意氣風發，對長官据理力爭的空間？

　2007年,可有長官百分百尊重記者的新聞判斷，和新聞自主性、包容有個性記者的肚量？也不過才差15年，哪ㄟ差這齊?


第三篇
　　只因我是民眾日報的記者 刑警恐嚇我

　解嚴20年，台灣民主洗禮也20年。

　1990年，不寒而慄的那一幕。

　1990年5月20日，下午二點多。當時是民眾日報菜鳥記者的我，主跑立法院新聞，520反郝遊行當天，我被! 分派的任務是跑立法內的封鎖線，以現在喜來登飯店為界的鎮江街以南、青島東路和立法院內的動態。

　當天下午，黃主文的助理雷小姐，悄悄告訴我，他隔壁辦公室旁一直傳出哀嚎聲，好像是刑囚的淒厲叫聲，也是因為雷小姐的一席話，我駐足在黃主辦公室外，因為該辦公室旁邊有個刑警休息室，若被視為「暴民」就會從街頭逮捕到這裡「留滯」，一位約莫50出頭歲的長官級人物，不時出入該辦公室，當我跟他換過名片後，他回頭丟下這句話給我：「是民眾日報的是嗎？妳們報社頭版報導火燒總統府？妳最好別落單，給我小心點 …」，若大20米的長廊迴蕩這句話，獨自一人的菜鳥不寒而慄。

　20年前，農運、520反郝反軍人組閣，街頭遊行民眾被稱多數的媒體貼上「暴民」的標籤，喋血街頭司空見慣。憲警盾牌警棍外加強大水柱，沖向示威的民眾。總有「暴民」被留滯在分局、總有)暴民)被警棒打到頭破血流。也常有民眾、自立的記者挨警悶棍（自立晚報記者呂東熹被警棍打到頭流如注）。但主跑民眾那一邊的聯合報、青年日報、中央日報的記者也常出被遊行民眾毆打，因而為了自保，聯合報、青年日報、中央日報的記者會跟的民眾和自立要稿紙，混淆身分，基於同業情誼，大家會互相奧援，不管誰在那個報，同業間會互相保護！

　20年後，街頭遊行，變成嘉年華，扶老攜幼唱歌跳舞，三不五時大罵憲警沒人性。憲警頭低低，打不還口 、罵不還手。新聞同業互扯後腿。

　20年前，報社報導出有人要放火燒總統府，國會記者在國會堂裡遭刑警恐嚇。20年後，國家元首走到那兒，可以嗆到那兒！電視新聞道可以照三餐罵國家元首，外加消夜重播繼續打。平面新聞報導可以從第一版罵總統罵到第七版（第八版是廣告,還是罵總統的廣告）。

　20年前後，哪ㄟ差這齊？

　原因很簡單，這就是民主！這就是政治力解崩後的自由！

　比較感嘅的是，因有了民主才有自由，前提是要有民主素養，尊重他人的政治信仰和政治選擇；服從多數人的選擇；尊重少數人的意見。

　台灣7年來，是愈來愈自由，但民主素養有同步成長？

　新聞自由度愈來開放的同時，新聞自律、查證、客觀公正性，有同歩成長? 少數人有服從多數人的選擇？看看台北縣，民進黨執政16年後，政權易主，投民進黨的近80萬台北縣民，有因為台北縣政調車尾而日日嗆周錫瑋？有日日唱衰台北縣政府？台北縣議會有日日杯葛台北縣政府？沒有！

　少數人有服從多數人的選擇？看看台灣這7年，陳水扁總統也是多過半數台灣人選出來的國家元首，別說服從多數人的選擇，連尊重多數人的選擇，在這 7年都值得檢視再三。

什麼是自由？什麼是民主？自由和民主已變成少數人的專利？
什麼是自由？什麼是民主？自由和民主已讓新聞得選邊站？
什麼是自由？什麼是民主？新聞不必恪守客觀中立、平衡公正、實是求是？
什麼是自由？什麼是民主？新聞已變成有聞必錄、曾參殺人、三人成虎的謠言集散地?


第四篇
　 我為何當記者……

　念小五的女兒，有天問我：媽媽妳以前為什麼會去當記者？

　好問題！

　我想了很久，想起為何念世新，那是個long long story了。

　以前覺得自己數理不好，念高中必考不上大學，轉個彎或?#92;還有上大學的機會，國三時即立志念五專，因五專的文憑好歹也是個大專畢業的學歷，而且未來沒錢再深造，總也可就業，五專分數也考得不夠理想，上不了國立台北商專，差了一分，也進不了銘傳商專，因為數學老師一句話：銘傳商專以下的商專，沒啥好念的...」,就這樣,我選擇了一個我從不知她是念啥的學校--世新，因為分數也剛好可以去念，就這樣進 了世新。

　念了兩年後，終於知道世新以後的「頭路」，是幹記者或是編輯。五年念完後，報社招考也只要三專以上畢業的，世新五專畢業? 哼！連考試的機會都沒有咧！還真是晴天霹靂啊！想了想，念了五年，怎會連考個報社的機會沒有呢？真是悶啊!

　為了有報考的機會，再去大學插班考，就這樣差強人意的。1987年，終於有張大學文憑啦！總可以去考報社了唄！當然可以考啦，因為此時報禁也剛好開放了，不巧家中有變故，還是無法如願，得先幫忙家計，經營家中事業。

　看店無聊就看新聞囉！

　有天台視新聞正在報導，朱高正跳上立院議事堂的主席台新聞，還有兩位髮蒼蒼的立委在叫囂…（後來才知那兩位白毛先生是盧修一和尤清）。

　我破口大罵：「怎麼這麼沒有水準…」,高中畢業的兄長只淡淡的說：「要想想，這些人都大學教授，都是博士級的學者，會沒有水準嗎？他跳上桌是為了什麼？博士咧！會這麼粗魯嗎？…」頓時，我也無言以對，我確實不知他們在吵什麼，因為我從不關心政治，更討厭讀報紙的前兩版，只見兄長，三不五時會買回自立晚報，斗大的頭版頭的新聞，在電視上都看不到，怎有這些事發生？

　1989年，總覺得念了新聞，卻沒從新聞工作，有些缺憾，適巧首都早報招考，我寄出第一分報社的履歷表，考過試後還有面談的機會，主談官是戎撫天（進新聞圈三年後，才知他是頂頂大名的戎大總編輯），當時，已在商業周刊跑財經新聞的同學，一直跟我說：「幹嘛去首都？」我也不知為何不能去？

　想當然耳，政治白痴的！我是沒有被錄取的啦！後來，轉輾進了公論報、民眾日報，跑立法院、民進黨。報禁解除後，台灣報社如雨後春筍、百花齊放，公論報是前立委羅福助辦的，出刊只有兩個月的命，比籌備期還短，當時還有分「中國鏡報」，連出刊沒有，就倒了！

　報禁開放前，要當國會記者，至少得累積十來年的新聞採訪經驗;報禁開放後，記者供需失調，菜鳥也能跑國會，想當然耳，在當時那也是災難一場囉！自己應該也是災難的製造者之一吧！

　在線上，踫到首都早報的記者後，自己覺得，當初被首都早報刷掉，是應該的，當時「首都」的記者，大部分是有經驗、有想法、高學歷（碩士以上畢業）的記者，難怪首都早報能稱之為質報。可惜，沒能撐多久，也bye bye！

在民眾日報和自立早報，起初都是主跑民進黨，而且還是當時被視最神祕的新潮流系，因為老記者都不要跑此路線，（後來才知原來如此，才落得菜鳥跑），也可能是菜鳥關係，也不識邱義仁、吳乃仁是熊也是虎，反正新人嘛！總得有表現，每天都去位在杭州南路的新潮流辦公室「坐」，也不知是因為被我坐到煩了，還是看我可憐，當時很討厭記者的邱義仁（跑了一年後，才知原來他很討厭記者），會主動到客廳與我談論時勢。吳乃仁可能也看我對政治一知半解，還特地先送了本新潮流雜誌的合! 訂本，他可能是要我先回家拜讀，了解新潮流是啥吧！

　這本合訂本，一拿回報社，就被長官借去看，當然也不會還囉！ 再去要也不好意思!其實根本也沒有合訂本了。

　也正因為邱義仁常與我談論憲政，我也常在追問憲改的新聞，新系系工每每看到我出現，就會半開玩笑的說：又要上憲法ABC了。有新系成員（目前是退流的縣議員）還跟較資深的同業調侃我：「這個女記者看來笨笨的…」，他還真的形容很傳神咧，當時的我還真的是笨笨的咧，因為，後來才知，新潮流這條線，根本是老記者都不要跑的線，會被監聽、甚至被跟監，害我後來也不敢住家裡，免得萬一真的有事，連累家人。

　也可能是聽邱義仁的「憲法ABC」太多了，報社每每有憲政座談，就要我去紀錄，後來也才知，原來老記者都不要聽座談會，因為要寫很多稿聽很久、很累。可能是憲政座談聽多了，對憲改興趣也了解也愈來愈多，理所當然，第一次陽明山中山樓修憲，也非我莫屬囉，這段採訪經驗真是一段奇特人生。

　以當時的時空環境，新潮流系被視為比較「獨」，但國民大會裡卻是百分之九十都是國民黨的黨國大佬，滿腦子除了反攻大陸、還是反攻大陸，夾在兩個極端思維裡，還真是得很平衡，否則還真難跑下去。

　就這樣懞懞懂懂中，大概跑了近5年後吧，真的才知何謂政治新聞，也才比較了解啥是政治，也比較了解自己在做什麼。也才了解新聞是什麼。

　此時的我，每發一則新聞，已能判斷得出，明天出刊，它會在那個位置和版面，也能的確預料，會掀起啥波瀾，自此下筆更謹慎、查證更周延。應該慶幸的是，有資深前輩可學習、還有資歷足夠指導我、指正我錯誤訊息的長官，否則也難在短短5年開竅。

　難怪報禁開放前，沒有十年以上資歷者跑不了黨政新聞;沒有20年的歷練，幹不了一個採訪中心的小組長，這真的有道理。畢竟黨政新聞看離生活很遠，實際上卻是影響國家社會政經發展甚鉅，不可不慎。

　當時已常感嘆，自己的資歷跑政治新聞實在不夠格，一些老記者看我們這些新兵，橫衝直撞，也常不以為然，比較幸運的是，當時的線上，總還有跑新聞已12、3年以上資歷的老鳥，供我們學習請益，如現職是中時總主筆的莊佩璋、自由時報主筆胡文輝、中時前總編輯黃青龍、已逝的樊嘉傑…。跑街頭運動，還有人權記者陳銘城、謝三泰、曾文邦等，都是很有獨立思想的老記者。
想一想，自己很幸運，恭逢政治力解崩的年代，一個菜鳥也能跑政治新聞。

　更幸運的是，還有生活歷練與新聞訓練完整的資深記者可學習。反觀現下的新聞媒體環境，拿了三、五年MIC的人，才進入新聞小學階段，揠苗助長，搭直昇機一跳研究所，高升成主管調度記者，主宰今日新聞走向，一線主管程度與經歷如此一般，我們能期待什麼樣的新聞品質和自律？
大環境丕變，兩相對照，想一想，現下的記者應該是比較不幸的吧！

我的記者青春夢

文／蔡崇隆（紀錄片導演）

1987年解嚴與1988年解除報禁時，我正在金門服役。當年，抽到外島籤形同坐牢，因為回台灣休假的機會很少，偏偏中籤率很高，所以當我抽中時，雖然不甘心也必須認命。反正念大學時，就已經有在一潭死水的環境中求生的經驗。

我在前身是國民黨校的政大念法律，雖然有不錯的老師，但當時難度形同考狀元的司法官與律師考試讓我卻步，也看不出我們這些司法螺絲釘插進龐大的黨國機器後能改變什麼。所以，我自己找有興趣的事做，偷讀三零年代的中國左派作家禁書，蹺課去看過不了電檢尺度的歐洲經典電影，努力去編輯沒有人會看的校刊「政大青年」。在思想被禁錮的年代，想吸點清新空氣的知識青年大概都只能做這類聊勝於無的掙扎。

但即使這麼卑微的動作也會碰壁。當時從台大的自由之愛開始，校園民主的呼聲日益高漲，我主編的政大青年，做了一篇比較台大與政大代聯會功能的專題報導，就被課外活動組與社團指導老師認為會引起校園動盪為由不能刊登，我最後放棄爭取，但在不須送審的編後語中痛批主事者。後繼的學弟更激進，乾脆整本刊物都談校園民主，當然被查禁停社的命運也接踵而來。而那批言論劊子手，有人後來變成新黨立委，也有人成為政大校長。

報禁解除的騷動氣息傳至外島時，長官們看起來兀自鎮定，但我隱然覺得有很大的事件在本島發生了，它的餘波終將撼動閉鎖四十年的思想牢籠。退伍後回到台灣社會，報業的百花齊放讓我印象深刻，尤其是短命的首都早報，完全打破我對台灣報紙的可能想像。我在九零年代念傳播研究所，同時看著解禁後的媒體報導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後來更進入我經常閱讀的自立報系，成為早報的司法記者。

因為非主流議題才是我的最愛，所以我很快轉到勞工線，兼顧原住民與人權等議題。在其他報社這不是重要路線，但拜報禁解除與自立報性之賜，我可以自由的報導各種衝撞體制的社會運動，例如廢除刑法100條行動、原住民正名運動、企業惡性關廠抗爭…等。當時晚報的彭琳淞松跟我路線相仿，有時我才抵達運動現場，就會碰到他匆匆迎面而來，塞給我一把他剛傳真回報社的稿子，讓我在第一時間得以了解最新狀況繼續採訪，兩人好像在進行一場無聲的接力賽跑。

多年之後，他熱切的眼神，龍飛鳳舞的字跡，以及抗爭現場的群眾吶喊，都還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中，成為我最珍貴的媒體記憶。1995年我進入超級電視台工作，將過去熟悉的社會議題轉化成影像紀錄，老三台的制式報導也開始受到新興電子媒體的挑戰。直到今日，一言堂的惡夢終於完全過去。

當然，令人難過的是，許多我所尊敬的資深記者如今不是離開媒體，就是晉身為立場搖擺的高級主管。缺乏典範的年輕的記者們不是淪為狗仔，就是不知為何而戰。乘著反對運動的浪潮而執政的民進黨，至今提不出任何像樣的媒體改革政策。只能說，20年前的報禁解除，打開了通往理想民主國度的大門，但20年來，我們仍然在大門前打屁納涼。什麼時候才要啟程上路？這次不能只靠少數熱血記者，更需要多數意識覺醒的媒體公民攜手前進。

「黑暗之幕」將成事實？戒嚴與報禁解除二十週年的憂思

文／胡元輝（公共電視總經理）

解嚴，對年輕世代而言，已屬歷史課題，甚至被歸類為「蝦米碗糕」的陌生詞彙。

解嚴對媒體產生何種衝擊？即使對目前在大眾傳播相關科系就讀的大學生來說，同樣屬於歷史研究的課題。甚至，只是一個應付考試的「考古題」。

今（二OO七）年七月十五日，適逢解嚴二十週年。某機構記者在該日前夕以電話採訪我，希望我談一談解嚴前後的媒體變化。坦白講，筆者已在多個場合答覆過此類問題，亦曾撰文予以解析，不免對之感到乏味。但，不同的時間點可以有不同的思考點，對於不知解嚴為何事的年輕朋友，重新詮釋歷史課題，仍有助於歷史意識的培育。

解嚴，誠然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分界點。自玆而後，台灣社會解除政治力的束縛，奔向自由與開放的年代。

解嚴，當然也只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時刻。任何社會的變化絕非起自某時某刻，早在解嚴之前，反對威權束縛的力量便已蜂湧而起。

我因此答覆這位記者，就象徵意義而言，解嚴前後的媒體生態的確出現極大的變化，只不過，並不能把解嚴日視為此種變化的戲劇性轉折點。

媒體生態的鉅大變化為何？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力隱沒，市場力崛起。何以謂政治力隱沒，因為解嚴後政治力並未消失，只是外顯的控制不再，轉以市場的機制操作。至於市場力則因法制與人心的鬆綁，不僅堂而皇之，而且百無禁忌地成為媒體操作的最大律則。

二十年來，台灣的媒體真是風起雲湧、前仆後繼。從正面的角度來看，百家爭鳴既打破了壟斷的言論空間，又釋放了禁錮的民間活力，台灣社會將很難再走向封閉的思維與體制；但是，從負面的角度觀察，百家爭鳴業已淪為百家亂鳴，掙脫束縛的言論空間並未成為提昇民主品質的公共領域，打破禁錮的民間活力亦未成為推動國家進步的公民社會，憂心忡忡者乃直言：台灣的媒體生態怎是一個亂字了得！

筆者於媒體服務期間恰跨越解嚴前後，對於媒體生態的變化自是歷歷在目，甚至是刻骨銘心。儘管筆者無意美化解嚴的意義，亦無意貶抑解嚴後的媒體變化，但終究得捫心自問：追求新聞自由所為何來？如果只是換得失序與失格的新聞生態，其進步之處又在哪裡？

解嚴前，社會對新聞工作者常贈以「無冕王」的期許。解嚴後，筆者常聽到的封號卻是「公害」與「亂源」，甚至還有一段時間流行「屠宰業」、「製造業」、「加工業」等等的譏評。名詞的變化雖不足以代表媒體變化的全面，可是每當筆者在演講場合面對諸如「舔耳案」、「灌票事件」、「腳尾飯事件」、「瀝青鴨事件」、「黑道嗆聲影帶案」等等的詢問時，雖不至於無詞以對，卻不免「心虛氣短」。

有人或許會質疑，媒體亂象不獨出現在台灣，其他國家亦然。君不見美國連著名的質報「紐約時報」也會發生記者布萊爾（Jayson Blair）連番造假事件（2003年）；另一質報「華盛頓郵報」亦曾發生記者庫克（Janet Cooke）因虛構新聞，以致退回普立玆新聞獎的事件（1981年）；甚至英國著稱於世的公共電視BBC今年也接連出錯，台灣媒體又何能倖免？

至於一般商業媒體，各國之間就更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為台灣媒體辯護者聲稱，台灣的媒體批判者老愛指摘商業電視追逐無聊八卦，於人生意義何干？但電視事業發達的美國亦復如是。以社交名媛芭莉絲．希爾頓（Paris Hilton）的新聞為例，儘管廣為美國媒體依賴的美聯社，曾於今年二月以停止報導一周的方式，實驗性地抵制她的新聞炒作。但顯然成效不彰，芭莉絲的新聞迄今仍為多數媒體所鍾愛，氣得MSNBC電視台的晨間主播蜜卡．布里辛斯基（Mika Brzezinski）直接在播報台上想要燒掉她的新聞稿。

此外，也有人認為，從現代媒體誕生的那一刻開始，媒體的問題就不曾間斷，對媒體的批評亦從未止歇。傳播學者艾倫（Stuart Allan）在追溯報紙的發展史時便指出，報紙以無黨派立場的報導方式，呈現社會真實，促進公眾利益，乃是相當晚近的發展。性、醜聞、煽色腥、暴力、怪力亂神反而是十七世紀以降，普遍為早期報紙所青睞。因此，若要說媒體之亂始於今日，毋寧是不合事實的說法。

不過，事理果真如此？媒體亂象固然早已有之，而且舉世皆然，可是，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台灣媒體之亂已到「亂無所懼」及「亂無可制」的地步，如不能有效遏止，即時導正，其亂足以誤國、敗國。

台灣的媒體生態何以是「亂無所懼」？同樣以美國為例，前述美國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出錯之後，不只兩名記者俱遭開除，難以在新聞界立足。更重要的是，疏失出現之後，兩報皆有深刻檢討，不僅向讀者提出完整報告與致歉外，前者並改變多年來的立場，設置獨立監察的公評人，後者則重建消息來源的管理制度及報導準則。不只紐時與華郵如此，美國媒體界犯錯固不可免，但自我檢討的力量仍存，社會清議的力量亦強，因此尚不致於落入是非不分、對錯不明的窘境。台灣的媒體亂象則反是，往往錯了猶振振有辭，就算勉為其難的認錯，亦無意認真檢討，警惕來玆。長此以往，媒體公信力將徹底破產，媒體對民主政治所應發揮的功能亦將如鏡花水月。

台灣的媒體生態又何以是「亂無可制」？其他國家的媒體之亂，其範圍與程度通常有其界限，此雖與民主文化的成熟度有關，但更重要的，猶在於媒體圈存在一股穩固的標竿力量。歐洲國家的公共廣電體制固是鮮明的例子，美國商業體制中的質報何嘗不是如此。正因為這些媒體的存在，使得媒體生態不致失衡，唯利媒體亦不敢使壞。反觀台灣，既乏足以抗衡商業媒體的公共力量，又缺少屹立不搖的商業典範，媒體亂象又焉能不伊於胡底。

愛深所以責切，任重所以期遠。解嚴之後的台灣媒體當然不只有亂，也有其序；不只有破，也有其立；同樣的，台灣媒體之亂亦不能單責於媒體，從政商力量無孔不入的媒體操控，執政者缺乏媒體政策的理想與見識，乃至閱聽眾媒體素養的匱乏，在在使得媒體亂上加亂。但，我們還有時間等待果陀嗎？我們還能陷溺在雞生蛋、蛋生雞的諉過邏輯中無所作為嗎？

解除戒嚴二十週年方過，報禁解除二十週年的日子又已到來，在華盛頓郵報擔任二十餘年總編輯，並為華郵帶來崇高聲譽的布萊德利（Ben Bradlee），任內曾歷經水門事件、五角大廈文件揭密事件等洗禮，卻因為記者庫克造假事件而蒙羞。他在回憶錄中公開稱該事件是他從事新聞事業中「最黑暗的一幕」，痛心之至，溢於言表。台灣的媒體界對於連串的醜聞，可曾有如此深沉的自省？若無，「最黑暗的一幕」終將成為新聞史對我們的不堪評價。

首都之戀

文／曾明財（前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

如果說自己十五年記者生涯，其中最值得回味的，應該就是在首都早報的那段時光，也是充滿理想的我，新聞生命中最燦爛、最浪漫、最有意義的一年。

1988年初，我自中國時報重返台灣時報擔任台中縣召集人，因報份大增，報社決定增加人手，麾下多了幾位專職記者，另加四位特約。我還是以跑政治新聞為主，民進黨台中縣黨部成立後，在地方積極活動，我常有獨家內幕消息。

不過，在地方跑新聞熟了，也懂得開始混，常常晚睡晚起，只要在家打打電話，就有精采稿子可寫。中午到了縣政府附近吃飯，接著再和其他同業交換新聞，當天工作即可交差。

有一陣子，甚至和同業打麻將打的很兇，經常上午十點前，就到縣政府或議會招待所集合開戰。中午邊吃便當邊戰，戰到傍晚要趕稿子，才匆匆收兵，當然是隨便抄抄縣政府新聞稿給報社。由於自己每週還幫政論雜誌寫點稿，加起來的薪水也還滿意，日子一天又混過一天。

那一年，台中縣也沒什麼大事，比較重要的就是台灣農民聯盟成立及林阿喜在政壇的竄起。情治單位對民進黨縣黨部和台灣農民聯盟動態非常關切，我跑的很深入，調查局朋友偶而找我泡茶打探，有的可故意透露，先造勢一番，有的則說不得。

雖然年紀輕輕，因台灣時報召集人的身分，甚受地方黨政首長禮遇，每次重要宴席，我一樣是少數被邀請的貴賓，和資深的中時、聯合、軍方的台日特派員平起平坐。

過了一年多，民進黨老康有意辦新報紙，以敢言作為號召，引起全國矚目，老康並請OH負責在中部招兵買馬。

1985年底，我進台灣時報不久，以批判國民黨著名的記者OH，即獲黨外提名參選市議員，高舉「勇敢、正直」的訴求當選。選舉期間，我們每天為他奔波，我還正式登記為他的助選員。

OH當選議員後，榮升報社台中管理處處長，仍經常與採訪組同仁討論新聞事件。我則兩度進出台灣時報，在工作上浮浮沉沉，雖尊OH為大哥，但較少機會深談或一起喝的濫醉。

OH轉戰首都擔任特派員，希望在省政及中部四縣市各找一名高手，並鎖定幾位他認為最優秀的老朋友。結果，發出的英雄帖並不如意，有兩位已跳槽聯合報任職的朋友，表示有困難，認為新報很不樂觀，未克共襄盛舉。

那一陣子，已有報社同事傳話，說OH有要事找我，我心中也早有譜，一直在思考如何拒絕，並已想好說詞！我在台灣時報擔任台中縣主管，駕輕就熟，率多位記者在鄉鎮跑新聞，為什麼要單槍匹馬去前途茫茫的新報？

終於，OH約定見面的時間到了，開門見山，他邀請我加入首都陣營，並說我是少數年輕記者中，文筆最好、最犀利的一位！哇！短短沒幾秒鐘，我立即投降了！興奮的忘了所有婉拒詞，只問什麼時候開始上工？

遞出辭呈後，台灣時報總經理Y一再慰留，並親自來台中請我和另一位同仁C吃飯。雖然他分析未來報業情勢，台灣時報前途大好，新報則不樂觀，我和C仍意志堅定。席間，感謝Y的祝福，暢懷喝的盡興。

首都早報於1989年六月於台北創刊，在台中市區林森路設有採訪辦公室，招牌Logo鮮明亮麗。創刊前一個月，個個磨拳擦掌，我們早已試刊多時，加上幾個優秀的新人，大家士氣高昂，神采奕奕。

報禁開放後，首都早報被認為是最有代表性的新報，編輯風格與眾不同，包括政治新聞、環保議題、言論版、文化版等，均有立場與特色，影響力劇增。我雖一個人跑台中縣，稿子固定在中部地方版見報，但經常有獨家登在全國版，甚至是政治版的頭條，新聞表現突出。

首都早報在台中縣報份從零起跳，與台灣時報已有兩萬份比較，有如天壤之別。但我毫不在意，擺脫過去糜爛生活，每天認真跑新聞，早出晚歸。許多朋友都說我不一樣了，我也覺得生命充滿新的意義。

雖然還是小報，而且是新報，但小報大記者！我跑的獨家政治新聞，稿子常影印十幾份，提供中時、聯合兩大報以外的所有小報採用。包括自由、自立、民眾、台時的記者，都比我年輕，由我率領與國民黨勢力抗衡。

最精采的一役，就是1989年底的台中縣長選戰，民進黨提名海外返鄉的楊嘉猷，國民黨推出紅派已任兩屆豐原市長廖了以。廖和現任黑派縣長陳庚金不同調，雙方有選舉恩怨，部份黑派人士暗中支持楊，選情暗潮洶湧。

中時、聯合兩大報和一大堆官報、黨報，當然支持廖了以，選前勝選評估是八二比或七三比。楊嘉猷離鄉背井二十多年，人生地不熟，如何贏取深耕地方多年的廖了以？加上國民黨盤根錯節的農會、漁會、水利會、社團、政府機關系統，基層穩固，民進黨那有機會？

雖然如此，我在新聞上不斷炒熱選情，設計拉抬民進黨聲勢，尤其挖國民黨黑幕，包括報導軍警單位輔選、送禮佈樁、假碩士學位、賄選、雙方候選人條件比一比等等，讓國民黨方面不堪其擾。尤其，台灣時報和其他小報記者跟著我，都以頭條新聞大篇幅登在地方版，讓廖了以陣營心驚膽跳。

投票結果，楊嘉猷以十萬票之差落選，雙方最後只差十幾個百分點，雖敗猶榮。與縣長大選同時進行的立委、省議員選舉，因相互造勢，民進黨立委候選人T脫穎而出，參選省議員的L則高票落選。

隔年，李登輝總統提名郝柏村為行政院長，首都早報以斗大頭版「幹！反對軍人組閣」作為標題，導致各大報跟進報導而名噪一時，當記者的我們與有榮焉。

然而，因資金不足，通路被中時、聯合封殺，一直未能順利打通，報社經營出現重大危機。接著，縣市記者逐漸縮編，地方版在暑假前也早裁撤，我雖仍受重用，失去了戰場，已毫無生趣。

熟識多年的S君，剛好接任台灣時報副總編輯兼地方中心主任，徵詢我是否重返陣營？我隨即向當初邀我進首都的OH請辭，他也深知報社經營慘境，諒解我的離去。不久，一個多月後，首都早報宣佈於八月二十七日起停刊。

短短一年多，在首都早報這一段日子，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回憶之一。也是在此期間，我認識了Lisa，立即陷入熱戀。每當文化版或言論版有好文章，我馬上影印傳真到她公司，也分享我每天精采的新聞報導。

Lisa與我初識之際，更是我新聞生命最燦爛的時光。雖有開賓士的年輕老闆喜歡她，她還是愛上我這騎二手摩托車、充滿浪漫理想的小子！也陪我在首都度過最後低潮的日子。

重返台灣時報戰場後，工作生龍活虎，戀情加溫，我和Lisa決定訂婚，1991年農曆年前結婚。這即是我的首都之戀！

圖片及文章來源：我爸爸是台灣人老芋仔

解除噤語 媒體力量來自四方

廖雲章（台灣立報副總編輯、越南四方報發言人）

「報禁解嚴」是六年級媒體人青春期的模糊印象，對七年級的媒體人而言，則有如神話，可能曾經存在，但未曾與聞。媒體教科書上、大學課堂的教室裡，老師們解釋「解除報禁」對媒體的影響，標準說法是：「媒體從此解除了管制，走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

百家爭鳴了20年之後，媒體盛極而衰。從三大張報紙、三台無線電視的時代，一路如變形金剛般高速發展，報紙張數暴增、上百個電視頻道轉台轉到令人發昏，24小時放送的新聞台，創下了媒體密度最高的世界紀錄，也造就了台灣史上最險惡的媒體景況。
媒體沒有了「老大哥」的監督，卻落入了孔方兄的控制。過多媒體的惡性競爭之下，資本不足的媒體一一吹熄燈號，新聞標準被收視率與廣告左右夾攻，觀眾痛罵媒體沉淪、媒體哀嘆生存不易，這一波的媒體歇業寒風，颳得媒體圈人心惶惶，耳語不斷：「誰會是下一個？」

沒趕上解嚴後的好時代，撞上媒體冰河期的我們，卻闖出一條坎坷卻別有風景的路。

2006年9月，台灣立報創辦了《越南文四方報》，以越南文為主，中文為輔，提供在台灣的越南新移民／工一份母語刊物，滿足她們對資訊的渴望以及母國文字的思鄉之情。

既不是為了孔方兄，也沒什麼政經實力，四方報發行的初衷，純粹就是「為弱勢發聲、打造一個乾淨公平的社會」。在鋪天蓋地卻不知所云的媒體環境中，在台灣這座歧視她們的島嶼上，沒錢沒身分的越南新移民／工，從此，起碼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刊物，能以母語閱讀她們需要的訊息。

因為長期處於晦暗的社會角落，被主流漠視，微弱的光線就顯得格外耀眼。四方報出刊後沒幾天，編輯部收到第一封越南讀者的來信，秀麗流暢的越南文娓娓細訴：「編輯部的哥哥姐姐你們好，四方報讓我有被安慰到的感覺……」編輯部成員看著這封情真意切的感謝信，感動得幾乎落淚。

接下來的日子，讀者來信如雪崩，一封比一封感人催淚。我們發現，在這波媒體寒流中，還有一大群人被主流社會與媒體隔絕在外，她們對資訊與文字的渴求，得不到回應。大家所熟知的「使用與滿足」傳播理論，看來在他們身上並不適用。

受到讀者來信的感動，我們決定讓更多人一起來創造感動，四方報開創「心事版」，刊登讀者來信，以掃描的方式，原汁原味提供讀者閱讀，並有部分中文翻譯，期望讓可能看見四方報的台灣配偶、雇主、家人，了解離鄉背井的越南人真實的處境與心情：

讀者來函一：Pham thao van：「……為什麼在這樣擁有眾多越南人聚集的地方，卻沒有一份屬於我們自己的報紙？有時候，我到各個書店去找越南報刊，卻只能失望而歸。少量越南報紙與雜誌在朋友間傳閱，傳來傳去，都已經破爛而且字跡模糊了；然而看到那些熟悉的越南字，我還是感到很開心，就好像有至親好友在身邊一樣。如今，四方報的出現讓我的願望得到滿足了。屬於越南人的聲音終於誕生了……」

讀者來函二：Nguyen thi oanh：「……今天，朋友給我一份四方報，我高興得無法形容。我仔細看每一頁，那些親切的字跡，那些真誠的心事情感，讓我好感動。我克制著自己不哭，但眼淚一直掉。我真的哭了，哭是因為太幸福。從今往後，我將多一個同伴、一份力量協助我越過所有艱辛與挫折，也支持我繼續走完剩下的路途，邁向光明的前景……」

讀者來函三：Lo lem：「今晚，我的朋友把四方報給我，我高興得不得了，眼睛瞪得大大的：『唉呀，是新報紙，新報紙！在台灣的新報紙！』彷彿接收到某種奇妙的力量，我開心地嚷嚷起來，幾乎完全不知道該從何讀起。……不只對我個人而言，四方報也是其他在台灣生活的越南人的精神支柱。如果我們可以聚集在一起，一定熱烈鼓掌謝謝你們，我們將一直陪伴著報紙，一起『寫歷史』。請給我們一份愉悅、一份安慰、一份鼓勵，讓我們也知道原來身邊還有那願意分享私密心事好朋友……」

在台灣人眼中，她們的中文可能不夠好，可是一旦有機會讓她們以母語發聲，我們發現，這群移民／工的文采絕不遜於台灣人，她們寫信說心事、寫詩抒發思鄉心情，最近幾期，甚至有不少讀者寄來畫作，畫越南的家鄉田園，也畫台灣的繁榮景致，四方報成為在台越南人的發聲平台，也是她們的舞台。

讀者的回饋，讓沒錢沒資源的編輯部體驗到媒體力量的深遠。當編輯部刊登基本工資調漲，卻獨漏移工的新聞時，許多移工寫信給編輯部表達心聲，並打電話給勞委會表達意見。

越南仍有報禁，一切都在政府控制中。台灣的越南人卻體驗了媒體的「使用與滿足」，她們使用了四方報，藉此滿足了對資訊的渴求以及離鄉的寂寞空虛。

這一切，與報禁解除有什麼關係？當然有，如果不是報禁解除，哪能有自由辦報的空間，包括越南四方報在內，其他為了弱勢移民／工在台灣獨立辦報的印尼守望報、印尼之聲以及多個菲律賓刊物，怎麼可能存在？但是另一方面，純粹追求利益的眾多媒體也在自由的媒體環境中胡亂衝撞、恣意喧嘩，剝奪了人民思考的空間，還自以為是社會主流。

自由了卻不擔負責任，自由了卻不思考，一味跟隨錢的脈動前進，這樣的自由只會加劇社會失衡，讓弱勢的人更弱勢。自由之後必須思考，自由之後必須扛起責任，為弱勢發聲、讓弱勢發聲，才能打造一個乾淨公平的社會。

市場秩序是媒體自律的基礎結構

陳世敏（作者是政大新聞系退休教授）

癌症重要，所以有人要斥資一百五十億元用於研究治療癌症之道；金融重要，所一次金改不夠，緊接著又來另一次金改。媒體的重要，從來無人否認。可是台灣媒體癌症纏身，不知道媒改列車幾時可以啟動？ 如果有媒改這麼一天，那麼媒改重點之一應該是「自律」。
誰都知道自律是老掉牙的媒體議題。商業的媒體體制談自律，專制的媒體體制也談自律；民主的媒體體制談自律，共黨體制也談自律。媒體是社會的神經系統，社會藉著這套系統來傳遞資訊、互通有無；媒體傳播本身是社會活動的一環，可以說，社會需要媒體傳播，社會也因著媒體傳播而存在；它既與其他社會體制環環相扣，又超乎其他體制之上，所以社會期待它自律。媒體沒有自律，便成了社會亂源。報禁解除二十年來，大家總算看清楚了這一點了。

媒體自律的措施，過去主要在兩方面推動。體制上，我們模仿西歐的新聞評議組織，成立了「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組織上，我們採用了美國的媒體作業道德規範，較大的媒體都訂有編採作業手冊或道德規範信條。這些，都有一定的用處，但遠遠不夠。

個別媒體單位的自律規範執行情形，這裡不談了。要談的是，整個產業界涉及共同利益的秩序維持這方面，幾乎是一片空白。多年來個別媒體勇於私鬥，怯於公戰，遑論自律規範的維持。媒體也是一種商業，有其一定的運作邏輯，需要種種配套辦法來落實自律，而非依賴道德召喚；經驗顯示，當專業規範與商業邏輯衝突，幾無例外，是專業規範被犧牲了。所以談到底線，媒體的自律所繫，其實在於產業秩序能否獲得維持，讓媒體依遊戲規則在公平競爭的市場裡各盡所能。過去的媒體自律成效不彰，或多或少可以歸咎於產業界缺乏秩序、各行所是所致。二十年來我們看到一個沒有優勝劣敗的媒體市場，一個全體沈淪的產業；媒體之間，競相賭爛，競相下流。

所以，當務之急是建構媒體市場新秩序。

涉及市場秩序的基本結構的，茲舉報紙銷數稽核和電視收視率為例來談一談。我們迄今沒有報紙銷數稽核的資料，各報有的只是經過誇大的「自稱銷數」，沒有「付費銷數」或經過第三者稽核的銷數。多年來各報、廣告代理商無不以「自稱銷數」來向廣告主收取廣告費，等於抬高了單位廣告的價格，超收了廣告費。真正的銷數既然不知道，則廣告效力的估計也就不準確。我們的報社、廣告代理商、廣告主，都在缺法客觀市場數據的情況下打爛仗，一打五十幾年。

（目前市場上主要使用的，是尼爾森的「閱讀率」資料，此項資料自有其運用的價值，但資料性質與「銷數」各有千秋，不能取代後者。調查方法問題不是本文重點，不再論列。）

電視「收視率」雖有十分科學的「人頭碼表」紀錄收視人數，但這種機器測量所得的資料，「效度」不佳（有在地的人為因素，有方法學本質因素），需有其他輔助性的市場數據來配合，偏偏台灣就是沒有其他的資料可供參照。「人頭碼表」不論美國或台灣，乃是「三台」時代的產物，現在在台灣一百多個頻道的電視環境下，絕大多數頻道的收視率平均百分之零點幾，數字小到已經對廣告主沒有太大的專業意義。專業退場，廣告業的媒體計畫、節目時段購買，就只好依賴關係與人情，私相授受。

雖然坊間不少電視界、廣告界人士振振有詞，批評尼爾森公司的電視收視率調查樣本數缺少代表性，認為收視率數字不可靠。其實，樣本代表性不夠，在統計上只需提高樣本數便完全能解決，不應該成為問題。實際上，只有增加樣本數依然無法給出數據判定各節目收視高低程度（0.5%跟0.6%有什麼不同？），而調查的樣本數一旦加倍，收視率調查成本也幾乎隨之加倍。

這就說到重點了。尼爾森之前，台灣的電視收視率調查方法經歷過現場訪視、牆外聽聲、街頭訪問、電話調查、郵寄問卷、家庭日記簿調查、家庭抽樣面訪、網路調查等方式，主其事者每天彙整數百或數千筆資料，統計編成一頁的收視率報表，專人送到訂閱收視率資料的電視台、廣告公司、廣告主，每月向訂戶收取數千元費用。結果是：不肖業者借來他人的收視率報表，私自影印，規避繳費，逼使收視率調查公司不得不在收視率報表上塗上棕色顏料，使之無法影印。

收視率調查公司無利可圖，自然不會去增加樣本數以提高樣本代表性。沒有相對可靠的資料，電視廣告界就變成一個任人混水摸魚的市場，其結果是劣幣逐良幣，扼殺了優質節目、優質頻道的生存空間。這是台灣電視廣告界的醜陋真面目。然而這些電視劊子手卻大喊：「收視率是電視劊子手」，達數十年之久（那家大罵尼爾森的，現在還繼續用尼爾森的資料，自稱新聞收視率全國第一）。有一段很長時期，三台均自稱晚間新聞收視率第一；有一度，數家報紙均自稱銷數或閱讀率第一。廣告代理商和廣告主幾乎全都選擇噤聲共謀。媒體產業的市場失序，可見一斑。

例子不勝枚舉。新聞局對衛星電視台執照到期的換新作業，也沒有準備可靠的市場資料作為審核依據，而是組織一個委員會，請幾位專家學者審查。衛星電視執照效期六年，新聞局在發給執照之後這六年間，究竟所為何事？沒有市場統計資料，沒有節目分析資料，沒有觀眾的反映資料，新聞局憑什麼要勒令TVBS關台？設立電視台需要複雜的作業和龐大的資金，身為電視主管機關的新聞局不可能不知道，但執照審核作業資料不足，依例便宜行事關掉電視台，怎能服眾？

從新聞局到業者，對媒體市場秩序所需要的基本資料認識不足、基本資料缺乏，是台灣媒體產業所以落後的原因之一----甚至是媒體淪為社會亂源的原因之一。

其他行業並非如此。醫療重要，所以衛生署設有龐大的「國家衛生研究院」及食品之類的若干研究單位；經濟重要，所以社會上有「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經濟研究院」、「資策會」；工業重要，所以設有「工研院」。有些政府部會設有直屬研究單位，如勞委會的「勞工研究所」、交通部的「運輸研究所」、教育部的「教育研究院」。

媒體如果是國家或政府的政令宣導工具，則媒體是一個簡單的產業，媒體市場上只需按國家或政府的口令動作即可，無須建構基礎研究機制。現實上並非如此。媒體這些年已經發展成相當複雜的產業，尤其是網路通訊和個人無線通訊等新興傳播方式的加入，涉及眾多的科學知識和社會知識，不是憑常識或有錢就可以辦成的。而媒體兼具公益性與商業性的雙重性格，更增加了媒體產業的複雜性，使大小決策都需要依賴一系列的資料----包括與市場有關、與產業有關、與閱聽人有關的各式各樣的質化的、量化的資料。銷數和閱讀率之於報紙，收視率之於電視，都只是與媒體市場秩序有關的極為基本數據而已。

基本市場資料的建構，跟本文主題「媒體自律」有關係嗎？

有關係。各產業的基本資料，通常來小部份自來自政府、學術界、研究機構、商業機構，大部分來自產業自己設立的智庫或研究單位。由於智庫或研究單位是產業為了共同利益而設立的，其資料的產生事先經過業界的討論和同意，所以基本上沒有資料可信度的問題存在。

台灣的媒體產業不是這樣。目前使用的有限資料，例如收視率和閱讀率，來自商業機溝，由個別媒體自行購買使用。基於前述獨特的媒體文化，這些資料遭遇了極大的非理性質疑。我深深覺得，被扭曲的台灣媒體市場，需要一套符合國情的基本結構，作為維持市場秩序的基礎。

對一般商品，政府的責任在於維持市場秩序即可；可是媒體除了商品性，還有公共性，媒體市場的失序會給民主政治帶來災難，故政府除了維持市場秩序之外，必要時還可以以積極的手段干預市場。西方先進國家，特別是北歐國家，政府以各種報業津貼、獎勵、減稅來干預媒體市場的，十分常見。我國報業新聞紙進口免稅、報紙銷售免稅、報紙郵寄郵資優惠等等，即是政府在積極干預的觀念下伸手進入市場的痕跡。嚴格說來，連公共電視、公共廣播、中央社等單位，也是國家或政府干預市場的範圍----至少，我們可以說，世界各民主國幾乎看不到有媒體市場是完全自由的狀況，其背後的思維即是：媒體對社會太重要了，不能任其自生自滅或淪為社會的亂源。

可是政府只能在媒體市場中擔任裁判或中介角色，不能下海當球員。那麼， 媒體市場所需要的許許多多資料，既然是維護媒體市場秩序的必要（但不是充份）條件，則按照媒體自律原則，資訊如報紙銷數、電視收視率，其製作、蒐集、分析費用（甚至包括新聞評議會、金鼎獎、卓新獎、在職進修等各項業務的費用），應出自市場的所有參與者，這才符合「自律」的本質。

此說自然與過去所謂的「自律」不同。過去討論自律，只限於媒體的編採過程或媒體的內容呈現而已。本文所說的自律，是指個別媒體對市場秩序所負的生命共同體連帶責任。本文作者記憶所及，我們的相關傳播法規在這方面是空白的，只以行政命令規定媒體必需分擔「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的業務費用，以及「三台」盈餘必須繳納一定的比例給廣電基金會用以發展有線電視兩項而已。

區區金額，據說現在也入不了帳了。

正是媒體相關法律忽略了個別媒體對於媒體產業的共同利益，致使上焉者無序可循在缺乏市場資料的狀況下打爛仗，下焉者故意搗亂市場秩序便於偷雞摸狗混水摸魚，導致媒體的社會可信度降到最低點（報載，某一社會調查的結果說，記者的社會聲望，僅高於妓女）。面對這樣嚴峻的媒體人共業，本文建議政府出面干預市場秩序，在自律的精神之下，以法律明文規定媒體必須繳納「產業基金」（例如，依媒體規模每年繳納一定數額的「特別捐」，再依營業額每年交納百分之三的「產業發展基金」），用於提供產業公用的市場資料、產業研究、從業人員進修、提高產業品質等各種產業公益事項所需費用，逐漸建立正常的媒體市場秩序。既是自律機制，則前述活動的方式與內容，完全由媒體產業界自行決定，包括設立組織、共同決定電視界需要怎麼樣的收視率資料、報界所需的市場資料的內容。

產業發展基金一旦入法，等於設立了一道市場門檻，有助於經營不善的個別媒體退出市場，使得市場體質較為健全。

新的市場規律如果能夠杜絕劣幣逐良幣的惡性循環，則台灣的媒體產業，規模再怎麼小，也還是一個受人敬重、有利可圖的優質產業，是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個體制。在此之前，在「後報禁」時代，自律的概念必須提高到市場層次，由法律來規範市場秩序，由業界來共同推動、承辦媒體公益事項。

失序要代價，自律也不是免費午餐。報禁解除當時我們錯過了相應的配套措施，朝失序傾斜，才是我們今天媒體成為社會亂源的關鍵。

解嚴並沒有讓媒體更專業自主

陳炳宏 / 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我的媒體實務工作經驗雖橫跨平面與電子媒體，但時間不算長，約有六年左右，不過工作期間剛好跨越解嚴前後，所以趕在解嚴二十週年，也來說說我對解嚴前後台灣媒體轉變的體會。

由巨觀角度來說，戒嚴時期政治力對媒體的另眼相對實在不必贅言，媒體高層對政治戒慎恐懼，特別是政治相關事件報導總動輒得咎；但從微觀的角度，我的觀察是，當時媒體基層工作者大多還算能心懷理想，秉持對媒體專業角色的認知與突破政治箝制的心態，雖然常在夾縫中求生存而備感辛苦，有時也會心有餘而力不足，但整體來說，從事新聞工作還是會有著些許作為媒體人的驕傲與的成就感，或者說，至少對得起自己的專業，也獲得社會的尊重。
例如，當時許多黨外雜誌揭露的政治內幕與秘辛，有許多是報社新聞記者匿名撰稿的，當報紙沒有報導空間時，當時新聞工作者基於媒體天職還是會處心積慮的去找出口，除了是媒體人的反骨本質外，總還是一種對新聞專業的堅持吧！

解嚴以後，政治力對媒體的影響力逐步淡去，甚至還明訂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的條文，就是希望政治力不再干預媒體，期待台灣媒體營運更專業、更民主。但事實呢？當台灣政治力逐步退出媒體後，資本主義的商業邏輯逐步取代極權主義的政治邏輯，成為當今台灣媒體的主導力量，即使是政治力也轉化成經濟力（成為購買廣告與節目的廣告主）間接介入媒體運作。

從新聞專業的角度來看，我總覺得戒嚴時期的媒體比起商業營運的媒體要有尊嚴些。我的觀察是，戒嚴時期政治力在干預媒體時，大多總還懂得掩掩飾飾，深怕直接被人洞穿，而媒體老闆（官黨營除外）也多還能謹守專業份際，亦不敢太毫無忌憚左右記者，致使新聞工作者因此有些許迂迴與突破的空間。但反視當今的媒體運作，經濟力（如廣告主）與商業邏輯（如媒體老闆）則大剌剌的直接深入編輯台，成為媒體工作者奉行不二的圭臬，恐怕還真擔心旗下記者們不知道要利潤掛帥，Show me the money啊。

我覺得，現在受經濟力宰制的媒體似乎讓媒體工作者比在戒嚴時期還沒有尊嚴，還沒有專業，恐怕也還更不民主吧！因為解嚴了，我反而幾乎看不到有反骨的新聞工作者，敢出來與商業機制衝撞，多數聽到的說詞是願意與媒體共體時艱，這跟戒嚴時期依附政治權勢的媒體人有何不同？或許中肯點說，解嚴前後，媒體中依附政治或經濟權勢的人還是不少，但現在有反骨的新聞工作者卻大量消失了！

我看到解嚴後的現象是，台灣媒體並沒有更專業，也沒有更自由，媒體工作者也沒有更有尊嚴。我這麼說並不是在胡枉緬懷過去，也無意頌揚戒嚴有何優點，我只是想藉此反省，如果在過去面對不僅會丟掉工作，嚴重甚至會殺頭的政治箝制，當時的媒體人都還能試圖在夾縫中找到媒體人的專業與尊嚴，但為何現今受商業邏輯掌控的媒體，卻可以讓媒體工作者專業盡失，尊嚴盡失，而還願意在這個被視為台灣三大亂源的媒體環境中繼續苟延殘喘呢？

但最後請容我再次提醒，我強調的是「比較而言」，並不是說戒嚴時期媒體就受到專業的尊重。嚴格講，台灣媒體在解嚴前後都沒有真正享有過專業民主與新聞自由，不過各界對新聞專業的敬重與媒體對新聞自由的實踐本來就是媒體自己努力爭取得來的，並不是天生自然得到的，因此我期待雖然解嚴了，但台灣還是需要更多有反骨的媒體工作者，戮力對抗各種企圖影響媒體的不當勢力啊！

寫給報禁解除二十週年—新聞倫理能否再出發？

文／劉慧雯（世新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

對民國七十年之後出生的人來說，「報禁」真的是歷史了！

如果說沒有走過那個年代，就難以理解那樣的時局，那麼，在報禁解除二十週年的今天來書寫報禁，就不是一種追思或復古，而是一種反省與前瞻。在報禁已經成為歷史名詞的今天，報禁的解除一種國家化了的他律模式的消失；然而對照於今日的媒體表現，新聞媒體顯然尚未進入媒體自律的時代，在此刻，新聞倫理，就變成重要的議題。在這二十年中，「媒體倫理」的演進痕跡如何？本文試圖討論這個問題。

報禁對新聞表現的最大戕害在於該權力所造成的緊縮的言論空間。限載 、限資 、限證 、限張 、限印 、限價 到限人 ，此七限從平面出版的每一個面向下手，完整地展示了新聞的產製條件，以及統治力量的控制手段。相對於今天媒體監督團體是在每一次媒體出包事件之後的批評與指責，報禁的執行，在事件尚未變成新聞之前，提前決定了哪些事件可以成為新聞，哪些人可以報導新聞。這兩種我們都稱為新聞他律：報禁他律與監督他律。

報禁他律，明顯是由國家（或統治力量）所執行的一種，以合法的方式產生的他律力量。在社會學家Max Weber的權力理論中，這種合法方式是現代文明的產物之一，它展現了統治者透過具有強制力量的律法向其他人展現的力量。也正因為執行這種力量的機構明顯確定（顯然就是「政府」），因此一旦我們透過其他思維方式理解到其中的不合理、違反人性之處，也就很容易找到一個對象去反對、對抗、抵制。因此八０年代，當臺灣社會邁入民主化程序的第一步，相對應的言論自由運動，便以當時政權為目標，由黨外雜誌擔任推手，進行現在看來可說相當系統性的改革運動。報禁的解除，可視為這一波改革運動的勝利結局。正所謂，明確的敵人使我們知道什麼叫做勝利。由是，報禁不僅是新聞史上的重要事件，對臺灣的社會史、政治史，都有一定的代表地位。

報禁解除之後，報禁他律成為絕響。《出版法》的廢除，使得政權借用合法權力執行統治活動的基礎隨之瓦解。報禁他律不再具有實質上箝制言論出版的能力。新聞媒體看來脫離了由他人來管束約制的時代。在職業社會學的解釋上，他律的解除，代表了一個領域透過自律評估邁向專業的轉捩點。臺灣比較有名氣、也較具規模的幾個所謂媒體自律組織：新聞評議委員會、新聞鏡週刊、以及電視文化研究委員會，看起來都是成就媒體自律氣氛的重要機構。可是依照林照真（1997:171-176） 的描述，這幾個團體從工作方針、經費來源到人事組成，無一不是報禁他律的翻版：都與統治者密切相關。報禁他律的解除，並未為臺灣社會帶來新聞媒體的自律。

於是，對犯罪細節的描述 、小題大作 、沒有查證 夾雜著媒體對「言論自由」的濫用，形成了一種沒以任何報導規則或新聞倫理可以遵循的狀態。這個狀態引出的便是在解嚴之後，新興媒體監督團體的成立與活躍。關切無線電視走向的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無盟）、由19個公益團體組成的閱聽人監督聯盟（閱盟）、由傳播學者組成的媒體觀察基金會（媒觀）等，這些由非媒體工作者組成的媒體監督機構，在報禁解除之後，在未能由他律轉向媒體自律的新聞倫理混亂空間中，重拾觀察與批判重任。

在著名的「抽銀根事件」 中，閱盟為抵制電視台播出不適宜兒童青少年觀看，乃說服出資的廣告主，不再購買不適宜播出節目的廣告時段。在這個事件中，與媒體相對應的，由統治者轉向了閱聽眾。從監督媒體歷史的整體發展來看，政治力量退卻，由代表了收視觀眾權益的監督者進場，市民社會取代統治力，原屬好事一樁。不過，在「抽銀根事件」，跳出來與閱盟相對抗的，卻不是電視台，而是一個自稱為「消盟」的團體 。這使得媒體在台灣社會中的位置，又再度模糊。
原來，消盟以消費者自居，首先批評閱盟執行長的資歷與學養，然後再說抽銀根就是打壓新聞自由。消盟對閱盟的評論，展現了千禧年之後臺灣媒體面對批判的兩種解套方式。第一種，藉由臺灣社會藍綠壁壘分明的過度政治化態勢，轉化為在媒體監督場域中另一種的攻防。第二種，則模糊而語焉不詳地用「新聞自由」對抗新聞監督。這兩種都沒有細緻的推論，更無媒體倫理究竟該何去何從的說明。無怪乎，儘管再多監督，媒介依然我行我素。因為媒體他律者消耗了過多精神資源在互相的監督上，卻完全忽略了「新聞媒體」本身才是該關注的對象。一直到今天，報禁解除的第二十個年頭，當年感動於報禁解除的新聞工作者，在掙脫政治力他律的枷鎖之後，有沒有看到新的他律，甚或媒體自律的未來？當《聯合報》以不定時炸彈來描述精神病患者，當動物園裡那隻鱷魚啣著管理員手臂的照片被刊登在兩大報的頭版，當我們只需要《壹週刊》就能知道每週四各大報的頭版頭，我們對媒體自律的期待，究竟會朝著哪個方向走？

報禁解除之後的媒體倫理，夾雜了臺灣社會整體的發展因子與歷史，其實充滿了各種駁雜的混亂。在今天，僅僅是討論新聞記者的專業識什麼，看來已經大大不夠，因為專業仍出自於對日常生活的關切。當我們能夠重回歷史故事，釐清與媒體倫理表現相關的種種機制，或許才能為新生代媒體工作者，提供其他的思考空間。

報紙興衰，往事歷歷

文／邱家宜（卓越基金會執行長）

我是1990(民國七十九)年開始進自立晚報跑新聞的，當時報禁解除已經兩年多了，舊報大舉擴張(原來辦早報的增加晚報，原來辦晚報的增加早報之類)，新報紛紛設立，我就是在各報社都大舉徵才的情況下，很順利的進入了經常會報導很多社會運動新聞，讓我在學校讀書時就很喜歡閱讀的自立晚報工作。

當時自晚的社長是吳豐山，總編輯是胡元輝，報社位於濟南路華僑大舞廳旁邊，報社同事常開玩笑說，計程車司機如果不知道自立報系，只要說到華僑大舞廳就對了。我後來並沒有在其他報社服務的經驗(轉到新新聞雜誌五年多時間，並在公視研究部門短暫服務過)，但我可以確定，自立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工作環境，雖然嚴格來講這家報紙已經不復存再，但就某些方面來看，它在台灣的報業發展史上，具有一定的位置。這一點我在後面會再回來談。

由於吾生也晚，嚴格說來並沒有資格比較報禁解除前後的新聞工作環境，倒
是可以從個人的工作經驗來談一下1990年到2006年間，台灣報業生態的一些發展。

解嚴以後新出現的報紙中，「首都早報」是曇花一現的代表。我1990年7月
進自立，首都早報在8月突然宣布停刊，當時首都有不少記者是從自立挖角的，首都無預警的匆匆宣布停刊，有幾位記者後來又回流自立。首都早報在1989年6月歡喜創刊，發行人康寧祥是老黨外，許多支持本土政治改革的朋友，大家私底下喜歡親切的像對待熟朋友般的喊他「老康」。首都充滿改革色彩的言論調性，觀念前衛的副刊，相當受到知識界青睞，但創刊僅一年時間，便因為財務問題而匆匆畫下句點。面對資方完全不尊重員工權益的停刊處置，許多因為政治認同才決定加入首都的新聞人，赫然發現，自己一向非常尊敬的反對運動前輩，竟也同時扮演了不義資方的角色，其所面對的痛苦與矛盾，更在一般勞資糾紛之上。

現在回想起來，首都的例子其實已經預示了解嚴後台灣媒體的集體命運。不同於解嚴前地下刊物係藉由非商業性、半地下的訊息流通管道傳播，解嚴後，挑戰當道的批判性的言論大可以公開發行，但卻必須即刻面對其做為一個公司或企業體的成本開銷，如果長期入不敷出，又金援不足，便註定要走入歷史。脫離了過去受限於政治力，卻也因此享受寡占特權的戒嚴時代，不斷倡議言論自由的新聞從業人員們，彷彿才赫然發現，非官營的新聞媒體也是一種企業，也要面臨企業盈虧損益的壓力。媒體市場越是自由開放，媒體企業經營的競爭壓力也就越大。同樣是追求言論自由與專業自主，解嚴前還敢於衝撞言論尺度界線的新聞媒體，解嚴後卻反而無法違背市場競爭的生存法則。

就在相同的邏輯之下，2001年到2006年短短五、六年間，自晚(自早已經在1999年先停刊，自晚到2001年也不再發行實體報紙)、明日報、勁報、中晚、大成報、中央日報、台日、星報、民生報各個新舊報紙紛紛停刊，整個台灣報業在經歷約十年的擴張期後，出現劇烈緊縮，許多對新聞工作不能忘情的朋友雖然依然固守崗位，但職場轉換過程，可以用「顛沛流離」來形容。在這麼多個報紙從經營備感壓力到真正停刊的過程中，新聞同業們面對資方的許多片面處置，真正以具體行動為自己伸張權益的例子卻相當有限，除了自立報系、台日出現較明顯的勞資爭議，以及中時中南編裁撤過程，透過廖德明導演「那天，我丟了飯碗」紀錄片而引起比較多的注意之外，也不乏像民生報這類，前一天才被通知明天不用來上班，除了打包走人，別無他法的例子。

從首都早報無預警結束(1990)，到民生報突然宣布停刊(2006)，這十六年的過程，應該已經教會新聞從業人員一件事：記者也是勞工，是面對資方時處於劣勢的勞工。談到這裏，要回頭講講自立報系的工會。台灣有產業工會的報紙不多，中時、聯合兩個大報集團都有各自的工會，聯合報工會向來與資方和平相處，中時工會在報社電腦化過程中為藍領勞工爭取不少權益，但白領記者編輯對工會的參與程度有限。規模較小的自立報系工會，卻因為記者編輯的積極參與，甚至成為工會主力，而一度具有與資方相抗衡的聲勢。勞方代表在談判桌上把資方逼得退守，創下台灣報業歷史紀錄。

因為資本規模與經營獲利狀況與當時的兩大報(指中時、聯合，自由當時發行尚不及兩報，蘋果尚未創刊)相差甚遠，自立報系的待遇比較差，但以記者而言，工作量卻比兩報重(一個版面，供稿記者不到別人的一半數目)，錢少事多，對老闆當然沒好氣。加上當時自立除了擁護改革的激進政治言論之外，大量報導社會運動新聞，是報紙最大特色。像我這類經常跑農民運動、環保運動、原住民運動、學生運動、勞工運動、政治抗爭運動的記者一多，報社裡沒什麼乖乖牌，大家都有一種「是為了改革台灣社會才願意忍受低價辛勤勞動」的心理。報社一要裁員減薪，只要工會頭頭登高一呼，還有不開幹的道理！就是饑民容易造反的意思，嘿嘿。

當時自立工會的理事長王幼玲是我工作上的頂頭上司，自從跑新聞被工廠女工的辛酸血淚史感動，從此矢志投入工運。她身材嬌小，皮膚白裡透紅，卻每天長褲平底鞋，像個男人婆作風，大家都管她叫工頭(工會頭頭)。她大概看我孺子可教，一度把我拉入工會當幹部。1993年左右，自立報系財務明顯不穩，出錢的台南幫眼見報紙年年虧損，有意收手，開始各方尋找買主，工會一方面向台南幫喊話，希望一幫企業主大老爺別讓豎大拇哥的自立老店招牌蒙塵，一方面透過各路消息，直接聯繫傳說中的各路買方，強烈傳達，要接自立就要先照顧好員工權益的訊息。自立員工們一面照常跑新聞、印報紙，一面三天兩頭綁布條、舉標語去向資方抗議、施壓，辦公室天花板也掛滿布條，不管一級主管臉色有多難看。轉手易主既然勢不可免，工會要求資方在報社轉手過程，必須讓員工自由選擇去留，不想走的資方必須留用，不想留的資方必須以優惠條件資遣，以防新資方入主後立即裁員，對員工權益造成損害。

就在舊資方想保住顏面順利下車，新資方又擔心夜長夢多的談判氣氛下，工會為所有自立同仁爭取到想留的留，想走的以優於勞基法的條件(一年年資給附兩個月全薪)資遣，依照當時協定，此一優惠條款適用未來五年。相較於後來其他報社的狀況，這可以說是工會與資方談判的一場勝仗。在當時的談判過程中，工會代表並曾提出由記者自行選舉總編輯，制定維護新聞專業自主的「編輯室公約」等要求。這些動作與主張已經超乎過去工會對員工福利的追求，而進入要求勞動者民主參與的層次。這些主張，並直接催生了台灣記者協會的誕生。

1994年秋天，自立報系經營權轉移，由宏福集團的陳政忠接手。一群跨媒體的新聞工作者為支持自立報系員工爭取與新資方簽訂「編輯室公約」，以保障新聞自主，因此成立了「九○一新聞自主推動小組」，並在九一記者節發起「為新聞自主而走」遊行，當天颳颱風，大家冒風雨遊行，會後在立法院會議室召開記協成立大會。當時我因為婚後從夫居遷至台中，而請調擔任自晚的省政特派記者，並未躬逢其盛，但後來也陸續參與記協的活動，並擔任數屆幹部，這部份或許留待以後有機會再詳談吧。

那一天，預告什麼時代到來？

蘇碩斌（聯合報前編輯、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助理教授）

1988年開放報禁那一天，預告某種時代的來臨。什麼時代，以我八九年的報紙編輯體驗，我會感嘆，是影像社會的時代。
1993年，政治勢力退離報業的第六年，資本主義成為唯一王者，「兩大報」輕鬆擊垮其他對手，聯合報系一場編採招募，出現一千八百人應考的歷史畫面。我在那時開始體驗台灣報業，危機其實潛伏在風光背後。不公開的發行資料指出，那時每日印報147萬份，打破整數關卡的150萬慶祝蛋糕已經備妥，只是，蛋糕卻一直機會沒有推出來。

蛋糕沒有推出來，是因為發行量由峰頂下跌，一直到今天的不到40萬份。原因當然很多，意識型態的選邊是一個，所以三大報時代不久就到來。但我的感受裡，另一個更令人吃驚而無奈的力量，其實也就是造成四大報時代的力量，是文字讓位於影像的社會變遷。

我從1993年底尹清楓命案前後開始上線編報，最初幾年，文字在版面的地位很高，周一至周四新聞爆炸的時段，報紙一個全國版面可以容納八千字，編輯經常要悠游在兩萬多字的來稿中篩選，沈浸字海是編輯工作的基本態度。如果大量來稿砍不下手，放棄平庸的照片，絕對是標準作法。

在這種文字優位的邏輯下，不砍傷記者文字的因應方法，就是縮小字體。在我工作生涯裡，至少碰到兩次縮小字體的改版行動，為了是容納更多文字。

但1990年代末，隨著有線電視、網際網路的茁壯，報紙發行量跌落，挽救赤字人人有責，編輯部能做的，除了配合業務單位刊載「編業合作」新聞，更重要的是

找回讀者。不過，就如同麥克魯漢形容的「印刷文字的視覺社會」即將逝去，「電子音像的觸覺社會」銳不可當，報紙還能做什麼呢？作為印刷資本主義的代表媒體，報紙除了擁抱文字還能做什麼？

文字優位的報紙無路可出，最後決定停止認識自己是文字媒體。悲劇即將來臨。兩個措施終於降臨編輯台，其一是標題字數減少、字體放大，其二是版版有照片，鼓勵製圖表。

一片字海，成為斥罵編輯的髒話；圖片太小，代表版面沒有焦點；通欄標題，由

教科書的禁忌成為規定。表面上似在「增加可讀性」以留住讀者，實質上也是報紙從「文字優位」移轉到「影像優位」。

對於這個趨勢，新聞界都在罵，罵現代人的不看書、罵草莓族的爛文筆。然而，以文字維生的新聞人竟必須目睹文字死去的悲劇，彩色照片醒目駭人，犯罪流程圖解精美，表格數字整理。一切原本堅實閱讀的文字，現在都變成目光隨意撇過的圖案。是的，就如馬克思被布爾喬亞打散的傳統社會，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然後呢？一切神聖的都被褻瀆之後？是進步的快樂生活，或是另一個等待毀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