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明所提供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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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紀忠於報禁開放前之親筆文墨

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於報禁開放前之親筆文墨，由前中時主編李壁如提供：

（點進可見原圖）

黨政力量鬆手 報業向商業靠攏

文／邱奕嵩（資深媒體人）

過去十年報業市場多元蓬勃，新興報業樓起樓塌，兩大報團力守城池，經過十年廝殺，市場重新洗牌。新聞工作者則踏著政治改革的浪潮前進，言論自由鬆綁，黨政力量雖鬆手，但特定的意識型態及商業利益的制約，仍是九Ｏ年代新聞工作者無法逃離的魔咒。

九Ｏ年代伊始，甫創刊不久的首都早報及環球日報相繼停刊。新興的報業沒有強大的資本作後盾，無法傳統兩大報內殺出重圍，不景氣逆流下宣告不支，報業市場回歸到傳統報團競爭態勢。

傳統兩大報挾其長期保護策略下累積的市場優勢，在九Ｏ年代初期持續擴張，站穩市場上領導地位，自立報系則藉晚報基礎，另成立自立早報，但無法突破兩大報夾殺，反而拖累自立財務，經營每下愈況，九四年「台南幫」不願投入資金，交出四十餘年的經營權，由政商兩棲的北市議員陳政忠接手。移轉過程中，自立員工及文化新聞界人士擔心自立長期累積的公正客觀形象，遭政商勢力介入，發起搶救自立、新聞自立運動；之後並催生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成立。

陳政忠入主自立報系後，許多編採人員紛紛求去，報面品質也未見精進，加上金融風暴影響，陳政忠所屬的宏福相關企業營運亮起紅燈，九九年一月自立早報黯然收攤。不到五年，陳政忠不但沒有實現當初接下自立的豪語，只留奄奄一息的自立晚報。

原要接手自立的江道生，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戲劇性退出，與周天瑞等人另起爐灶，成立勁報。自立則由北縣政商人士張慶忠、陳錦錠接手。張氏夫妻找回「老自立」胡元輝擔任社長，希望以老店新開的姿態，重新擦亮自立招牌，能否如願，仍待觀察。

相對於自立報系十年來跌跌撞撞的過程，自由時報的崛起，則對國內日報市場產生激烈的重組效應。自由時報在九二年開始，展開密集的重金促銷策略，加上運贈閱讀率。挖角策略提高品質，配合政治氛圍的轉變，幾年下來，的確突破兩大報長期領先的局勢，形成鼎足而三的態勢。

黨政軍報江河日下

自由化市場廝殺的結果，民間報業面臨殘酷的競爭，過去靠威權體制殘存的黨政軍報，也不敵政治開放的洪流紛紛走入歷史。最具代表性的是長期間軍方控制的台灣日報，在九六年八月宣布停刊，過去捧鐵飯碗的員工都被迫走上街頭抗議。

台灣日報後來由前自由時報社長顏文閂集合司馬文武等人接手，傳統的「軍報」換裝成自由報業，為國內報業更添多元的色彩。

除了台日由軍轉民外，國民黨所屬的中華日報早在報禁開放前後即退守南部市場，縮小經營規模，中央日報也面臨經營上的挑戰，九九年初大規模裁員，可見這家老字號的黨報也不得不配合大環境調整策略，此外，軍方所屬的澎湖建國日報則在九七年初停刊，使得軍方所屬的報紙僅剩「青年日報」。黨政軍色彩濃厚的報紙，在九Ｏ年代自由化的報業市場利基不再，未來也恐將面臨續萎縮的命運。

扣合台灣社會多元發展的專業性媒體也在九Ｏ年代闖出一片天，創刊十年的大成報，在育樂領域對民生報構成不小威脅；靠股市起家的財經專業報「財訊快報」也有不錯的營運實績。

而股市的蓬勃，更是晚報的「基本票房」，搭著多頭行情的順風車，晚報尤其在都會區都有基本的讀者群，九Ｏ年代晚報的崛起與蓬勃也是先前台灣報業從未有過的現象。

接手自立生變的江道生，則在九九年年中創立勁報，投入晚報市場，以瞄準都會人為主要讀者群。

商業巨獸左右新聞報導

綜觀九Ｏ年代，向自由化靠攏的報業市場，黨政軍力量日益式微，操控新聞的黑手雖然退出，但報老闆的意識型態仍箝制著新聞人的春秋之筆。新聞工作者不再是威權體制下黨政的打手，卻有意無意地成為老闆好惡的執行者。表面上，新聞自由的空間更開闊，然每家媒體仍有其不得觸犯的言論禁忌。

除了媒體特定的立場箝制了新聞工作者外，日趨資本化及商品化的報業市場仍難逃商業巨獸的吞噬。廣告主發行商業及通路業者，以其巨大的商業利益左右新聞報導時有所聞，且有變本加厲之勢。新聞工作者所謂的理想也只能在於現實與壓力之下，圖謀有限的發揮空間。

青春無敵 純愛無過的解禁年代

文 ／徐瑞希（前資深媒體工作者）

　解除報禁的前一年，我參加中國時報編採人員招考、進入報社開始我的記者生涯。那時我讀碩士班一年級，懷抱著四年新聞系教育培養出對新聞工作的熱情，覺得在黨禁及報禁年代中，有機會做一個可以促使社會進步的記者是何等幸運的事。

　解嚴前後幾年在中國時報的記者生涯至今仍是我最難忘的青春記憶。初時在時報的「政經研究室」擔任專欄記者，一些跑政治新聞的記者傍晚回報社、寫稿前的那段時間，經常到我們這單位來聊天。某報記者寫了什麼敏感新聞被「約談」、黨外雜誌又怎麼罵國民黨、蔣經國的健康真相、今天的社論立場又是余老板操刀指揮的政治表白等等。如果有人寫出了一個批判當局的報導沒事，大家就可以為此興奮個半天。那時也在時報服務的公孫策，已經在辦公室一邊煮咖啡一邊點評時事了。

　街頭抗議行動是那個威權鬆動、解禁年代的標誌。太多的政治箝制、太多的社會不公，還沒等到集會遊行法通過，街頭上三天兩頭就有抗議。鄰近時報的華西街開始了深夜援救雛妓行動，也是初入報社的社會組記者江澤予在跑完牛肉場新聞後，直接轉進華西街的援救雛妓行動，回到報社發稿時經常搖頭嘆息：「都有勾結啦！老鴇早帶著雛妓先溜了！」

　在那個禁忌鬆動的年代，台灣社會有著黑夜將盡、白日未至的噪動不安，但卻充滿掙脫威權宰制、價值解放的恣意放膽及生猛活力。活在那樣時代氛圍的記者，滿心火熱地見證著劇變，也有機會讓自己成為劇變的創造者之一。覺得記者就是要不畏權勢寫出真相、追求社會正義、並成為促成進步的「聖戰士」，因此立志要以記者做為一生的志業！

　青春騷動的台灣，在媒體以社會改革的大旗下，年輕記者熱情的過與不及，都成了記者工作專業上的破口。

　熱情不及之其一是，當我和多數記者忙著社會上各種目不暇給的社會運動，卻忽視（或忽略）媒體圍牆內的工運及記者工作自主權的問題。1991年，我因為在聯合報報導「黃任中事件」離開聯合報。在疑惑及失望中，選擇了打一場官司來辨明自己對記者工作的價值及熱情，同時也離開了記者工作。對於記者工作最初的熱戀，也就放入記憶深處收藏。

　一旦離開新聞工作、回到「草民」的生活現實，開始對曾自以為是的熱情及因此而來的報導工作方式，有所反省。義正辭嚴、漂亮的文詞，經常成為截稿期限、資源有限時巧飾專業不足、立場偏頗的遮瑕膏。而記者對社會改革如果還存有單純的熱情，如何在媒體廣告主利益掛帥的立場下，以足夠的專業及資源來破解操作愈趨細緻的商業手腕或政治策略、為大眾報導出事實真相？一旦給了記者100％的新聞自由時，媒體機構及記者又將如何回應大眾的期待？

　還來不及想清楚這些問題，台灣媒體已經完全擺脫解禁的陰影、快速發展開來，激烈的市場競爭取代了媒體社會公器的期待，報社一家一家地關、記者一批一批地裁；與之同時，新興的、小眾的媒體興起，民眾的媒體素養識見大開，加速將變樣了的新聞媒體推進一個難得有人同情的境地。

　紀念那段洋溢著放肆卻又執著的解禁年代，青春無敵、純愛無過，憑恃單純的熱情及意念，許多新聞工作者同時經驗著個人與台灣社會的成長。透過新聞工作而得以參與社會的轉變，或許是做為記者最大的幸福，也或許是個人生命中難得的一場行動藝術吧。

解嚴又戒嚴

圖文／謝三泰（資深攝影記者）

1991年是解嚴後的第三年，正值社會運動的衝撞期與邁向民主的適應期！

在這個階段，仍然有許多不合乎民主潮流的怪物，仍然運轉中。就如1991年的10月10日的凌晨，廢除刑法100條行動聯盟在台大醫學基礎大樓前，在已故的中研院院士李鎮源的帶領下，以非暴力、和平的方式靜坐請願，卻引來當局憲警粗暴的驅離，之後又以憲兵人牆加盾牌，將媒體記者採訪團團圍住，加以隔離，企圖剝奪採訪權。當時所有記者朋友們，都感慨的說：「到底是解嚴還是戒嚴」。

這個問題，至今我仍然非常納悶？

最後的凝眸

文／李璧如（前中國時報「意見橋」創版主編，現為中醫師）

　現實與理想之間，反差何其大－－而我卻是打一開始，就把它定位為一生的志業，也就此決定了日後我在媒體體制內衝撞的命運。

　而今，我以一位新聞檻外人猶依依牽掛前世的心情，呼籲新聞學界成立「當代新聞史料室 」，建構屬於這個世代的新聞史；為失序的媒體環境找尋定位與規範，也讓茫無依止的新聞學子有了出發的力量。

一、楔子

　行路間，接到一通手機，倉促答以「我要去報社…」，說完，彼端的友人與我不約而同地輕嘆一聲…，離開中國時報六年多了，在往返診所、醫院的路上，我仍不時錯口而出；這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種「魂牽夢縈」啊？

四年多前，在我已漸潛心安於醫師的角色之際，某日，在紛沓的捷運車廂裡，接到周傳久（１）的來電：「好不容易找到你，你究竟到那裡去了？你離開時報，是我最大的失落…」。久違的朋友，在他的專業信念受到摧逼時，想到老朋友，卻沒想到前輩卻已先一步離開了誓守的崗位。話語未盡，手機驀地斷訊，只覺胸口一陣翻湧，心裡頭像有一個裂洞，悄然漫開…。

這個失落，在我是「以第一志願進入新聞系」的那一刻，就已註定存在了－－現實與理想之間，反差何其大－－而我卻是打一開始，就把它定位為一生的志業，也就此決定了日後我在媒體體制內衝撞的命運。

在時報十八年，作過編輯、編譯，編過社內刊物，兼任過總管理處企劃，也開創了「意見橋」；在一般人眼中，算是頗有發揮空間了。但是，我很早就知道組織的侷限，而我卻是絕對無法僅以作為一個「組織人」而自足；如果工作本身不能產生原創的興味，不能激盪出無私奉獻的理念與熱情，那是枯燥致死的工作，不是志業，不如不要吧！

二、首先揭櫫「讓不同的聲音，交互激盪」

─不以報社立場選稿的版旨

民國７７年報禁開放，報紙由三大張改為六大張，因此有了空間容納民眾的聲音，而在大家戒嚴的腦袋還轉不過來的時候，我以一個未曾遭受警總恫嚇的純潔心靈，提出「不以報社立場篩選稿件」；「讓不同的聲音，交互激盪」的版旨，風靡一時。有讀者認為「說它是許多人的『心智上的導師』亦不為過」（２）；其實，受益最大的是我本人，每天披覽大量投書，與讀者互動，來自各方精英與底層真實心聲的反映，大大開拓我的視野，也錘鍊、豐富了堅實的思考能力。而我也在使命感的驅使下，以專業思考為前提，建構了完整的理念，從公益出發，投書不支稿酬；不用的信，也有一套完整的處置方法。或轉相關單位，請求限期回應，或請其參考；或轉各級民意代表，請其酌情處理…；不一而足。在我介入後，這個版由原先規劃的「編採分開制」，變成「編採合一制」(3)，這中間的差別是，有編者完整的理念為柢，版面成為有機的生命體。

但這也是我苦難的開始。我的作法的確一新大家耳目；當時只想，用說的很難說明白，作出來，大家就知道了。於是，一個人埋頭苦幹了四個月，才有了第一個幫手胡重信；之後又過了很久才又爭取到行政助理加入，陸續成為一個獨立的小組織。這是一個由下而上逆生的組織，在大團體中，它是不蒙「神恩」的；而我更是白目到僅埋首工作，不會也不知作「組織公關」。版面作起來了，但是，每逢改版，總是有人想改它一下。

三、媒體要改的其實是內在根深柢固的老化心態

改版僅是形式，媒體要改的其實是內在根深柢固的老化心態（4）。有些永恆的價值其實是不能改的，我認為，根據公益、新聞專業守則架構的這一套理念，是完全合乎自然法則，是不能改的；如果這個精神抹煞了，就什麼都不是了。民國７９年，換了總編輯，陳國祥學長才華洋溢，由自立晚報轉換跑道而來。新官上任三把火，這把火也燒到我頭上。秉持前述原則，我寫了「意見橋作業理念與角色功能說明」一文（5）呈上，清楚敘明我的理念。沒想到學長大量，將該文轉余老闆，於是我得以持續耕耘意見橋，一直到民國８１年底，組織才正式扶正。

　但到了民國82年11月，又有一股力量介入，「意見橋」改名為「意見廣場」，每天由專欄組供應一篇企劃約稿的學者專欄。割了一塊地，但其餘大致不變，勉強還能接受。但是，到民國83年夏，「意見廣場」改名為「時論廣場」，投書部份僅限五百字，改由企劃約稿的專家學者論述帶頭，全版一律支酬（6）。至此，我一手擘劃的公益園地，已完全質變。改版前夕，聯合報學長胡遜及溫禾約見，我心想，在時報這麼開放的地方，闖了這麼些年，好歹已是老鳥，如果貿然到「匪報」重打江山，萬一搞不好，恐連累學長；何況，還有組裡的同仁。種種衡酌之下，決定留在時報，從此作一個「組織人」，只作「能做」的事，不再自找麻煩，不與組織抗爭。當然我也就從那時開始，決定走另一條路，為生命尋找另一扇出口。

四、一般的規矩方圓，仍須透過新聞教育來落實

　已故作家、亦為報人，張繼高〈筆名吳心柳〉先生曾說過類似「新聞實務操作只要帶二、三個月就會了，不需要新聞系」之類的話。新聞界的門坎（threshold）如此低，低到似乎誰都能進來。聯合、中時兩報在發展過程中，曾匯聚了相當多的人才，很多第一流的新聞工作者，也並非出自新聞系，而有些新聞科班出身的媒體人，表現也不見得優秀。事實上，有些東西的確無法經由訓練得來，比如才氣或人格特質。就像我現在的角色─醫師，雖然傳統上，要求醫師須具備「視病如親」的醫德，但並不是每個醫師都能如此，有些還以搶錢為尚。新聞業也是一樣，能把它當志業，這種熱情必須與生俱來，絕不是教出來的。但是，一般的規矩方圓，我認為還是透過教育來落實，比較徹底。

　　新聞教育能教的，除了一般所謂「三個月就能帶完的實務操作」，最重要的是一些很根本的核心價值，關於自律、稽核、報導分際…，都在學習過程中，深化成為人格中的一部分，像自然的神經反射般，流佈到工作的不同層面。就算不是把它當志業的人，在往後新聞工作的職業生涯，也能相對表現得較稱職。正如李金銓教授曾提及「專業化有幾道關口─理論知識、長期訓練、嚴謹的道德規範、以公益為目的─分寸極嚴，理想極高」。

　　雖然我在報社工作的前幾年，就發覺自已似乎一無所長，除了新聞工作，不知自已還能做什麼，但，這不正是新聞教育的目的嗎？到後來在報社內部各種力量的消長擠壓下，不安全感更是強烈。如今大環境導致媒體經營更加困頓，新聞工作者的處境自是雪上加霜。

五、媒體表現方式改變，但它必須永遠是監督公權的第四權

　　隨著網路發展，個人媒體興起（如Blog，人人皆可架設網頁、電子報，擁有發言權），企業的影響力雖日漸消減，但不可能消失──新聞還是需要發掘，真相必須經過比對才能透晰。媒體的表現方式改變，但本質不會變，也不能變，它必須永遠是監督公權的第四權。只是，在連Blog都可能獲得白宮新聞採訪證的情況下，分享媒體權力的分眾越來越多，如何提升其素質與建構規範，並將新聞學院院內念茲在茲的自律與節制守則傳揚廣知，更是刻不容緩之事。

六、有些學生並不能用填鴨的方式帶上來 　　

學生的本分永遠是像吸水的海綿般，盡其所能學習，也許一時不能消化，但總有一天會明瞭。我在政大念研究所期間（為了讓自已多擁有一把刷子，我念政治研究所），一周有五個晚上，都到台大附近的天德黌舍，跟清朝遺老毓鋆老師學四書五經及一些子書，當時也不知念這些作什麼，但有個感覺是，有機會上就拚命上，下了課也很少看，上課有時還打嗑睡，我只是抓住機會，把自己「泡」在那個氛圍裡。這麼多年以來，一直到我後來念中醫，又師承一位九十 歲的老中醫馬光亞老師，我才知道，我「泡」在那裡的幾年光景，其實一直在影響我，一直在發生作用。中國傳統文化的薰習，包括上賴光臨老師的「現代文選」課，他讓我們看唐君毅、余英時…等有關中西文化的論述，這些「壓艙貨」形塑一個人的素質，非常必要且重要。

　　我還修過林懷民老師的採訪寫作（常由蔣勳老師代課），如果說其他老師的採寫課是基礎的ABC（倒寶塔、五W一H…），林老師的課就是進階班，教的不僅是寫作技巧，還包括「看」的角度，不同的視角切出不同的風景。凌晨三點，拜訪國光劇校；到朱銘家看他雕刻、聽他說話；到台北橋下，採訪工人…，有趣又豐富的一門課。但這門課，我在近學期末，和另一位同學一起忘了用什麼藉口，居然辦了退選（幸好當時沒用電腦管理），理由其實是，作業積壓太多，實在交不出來。中國現代史也三修才過關，因為直到修了張玉法老師的課，才甘心念書。這不是好的示範，但是，很感謝系上的寬容，有些學生並不能用填鴨的方式帶上來，我在當時並不是成績很好的學生，甚至還被導師賴老師嘀咕過。但，我清楚，成績不一定等於程度，成績不好沒關係，程度絕不能比別人差。

　　整體而言，新聞系四年，在學習方面，我玩得很開心。一些實務課程或課外活動都非常有趣。像「柵美報導」，我負責寫了五十二期的社論；編過三期「新聞學人」；還有殷允芃、張維亮老師帶的攝影課，到處找題材拍各種不同景深的照片，在暗房沖洗黑白底片…。可以說，在畢業以前已經相當訓練有素，隨時準備蓄勢而發。

其實，我覺得大學甚至研究所教育的目的，如果能讓學生習得「如何學習」的能力，那就足夠了。在這個學習爆炸的時代，擁有自我學習的能力，比是什麼專業科系畢業更重要。

七、成立「當代新聞史料室」，建構屬於這個世代的新聞史

只是，在學習階段，各行各業皆然，應該要有一些先驅的、開創型的典範，足堪作為後世楷模甚至激起晚輩「彼可取而代之」的豪情。當年，我們曾在「中國新聞史」的課堂上，感受到大公報張季鸞先生「四不」的堅持，新聞人的風骨如是鐫刻在我們的心版上。而中華民國在台灣近六十年，隨著民主進展所獲致的新聞自由，尤其民間力量的展現，更是中國歷史以來所僅見，這段歷程的新聞史足堪傲視全中國，甚至可作為彼岸的借鏡。

時代的浪潮不斷往前襲捲，電子媒體革命更是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舊有的一切即將走入歷史，曾經傾注的光華如煙渙散，但百年後也許能成為史料堆裡的一抹傳奇，但是屬於這個時代的「新聞史」至今卻仍付闕如。

台灣積累五十年的富裕，拜民主勃發之賜，教育水平提升，新聞人才輩出，在歷來事件中留下大量文本資料，但這些有形，即將隨時光流逝；有些戒嚴時代的幕後新聞，或者不一定出自警總，而是來自媒體內部自我「節制」的落網新聞，都曾經是那個不自主年代的見證，就是這些點點滴滴，匯聚成今日的自由江河。

在這新舊世代交接、前途失焦、理想喪失重量之際，我以一位新聞檻外人猶依依牽掛前世的心情，呼籲新聞學界成立「當代新聞史料室 」，建構屬於這個世代的新聞史；為失序的媒體環境找尋定位與規範，也讓茫無依止的新聞學子有了出發的力量。

八、附註

1. 周傳久現為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新聞平台編採中心特派員。民國77年秋，周到「意見橋」實習，對於該版所揭櫫的理念深為認同，之後並在報學雜誌上，就民國77年五、六月間見報的投書內容分析，撰成「『意見橋』守門過程之研究」一文。其後，他任台視高雄記者多年，活躍於南台灣新聞界。
2. 民國83年夏，「意見橋」改名「時論廣場」全版支酬，由專欄組主導，邀稿為主，投書為輔，版性為之丕變。當時(83年5月26日)讀者張延華(全職翻譯-資訊類別)曾傳真：「…這些年來，相信許多像我一樣的小市民，都因著意見橋(廣場)而眼界更為寬闊，態度更為客觀，說它是許多人『心智上的導師』亦不為過。由其它報業的跟進，也可看出當初開天闢地的遠見，以及它在政治紛亂環境中不容忽視的重要性。」
3. 早期新聞作業，編輯與採訪是分家的，編輯只能就記者的稿件(當然由採訪組構想、規劃)作版面的配置與標題、小標處理。解嚴後，中國時報率先注意到投書的需要，於是指派專欄組先行公開徵稿，言明有稿酬，字數約三、五百字以內。徵來的稿子統由黃祝萍(政大新聞所畢業)選稿，再交由我處理。

這種情形約僅維持十天，因選稿理念截然不同，我堅持必須各種聲音兼容並蓄；而學姐較為保守，僅選擇較「不易出問題，與報社立場相近」的稿件。兩個腦袋是沒辦法作事的，我向當時的總編輯王篤學攤牌，於是「佔用」了資料中心一大一小兩間研究室，開始慘澹經營「意見橋」，很久很久以後，才有獨立的組織與辦公室。

當時雖報紙已開放至六大張，但能分給投書版的位置極小，約四批大，在第四版下方。為了跟上方傳統新聞作區隔，我採納李男的意見，用直排方塊式編輯，且用明顯的欄位將版名(意見橋)與版性(讓不同的聲音交互激盪，園地公開，歡迎投稿)標舉出來。第一個星期見報的「意見橋」，曾刊出三次「小啟」言明「稿酬從優」 (當然這是專欄組發的) 。這個「稿酬麻煩」，直至77年11月2日，在刊頭上標明「園地公開，歡迎為公益投書，無稿酬，恕不退件」，才徹底解決。

而在同年九月七日，則開始要求來信附個人基本資料：姓名(可用筆名)、職業、地址、教育程度、年齡及電話。為何如此要求，我曾在「編輯室報告」裡說明過。

4. 台灣的報紙很流行「改版」，尤其在兩大報並雄的年代，說是一較長短，更多的是「彼此抄襲」，別人作起來的、受歡迎的，我們也要有；但自己開創的，卻不一定受重視，甚至遭腰斬，早期的「意見橋」被一些學院之流歸之於「民粹」，民粹是民間力量，基層聲音的展現，大概這種質樸無文的生命力令習慣穿西裝打領帶的人措手不及吧。另外，像我很喜歡的「寶島」版，當時也很受歡迎，有人的味道，很好的版，不知為何也遭停版，令人扼腕。

如果當時有遠見，能把讀者當人，以客為尊，給讀者空間，而不是以媒體主觀的價值作為取捨的決斷，好好深耕，即使電子化了，讀者群也不會流失，更遑論「蘋果風暴」。(七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意見橋」刊出學者座談與讀者聯誼摘要，讀者宋成龍時為台大醫學院學生，他就指出「今天，報紙如欲提昇品質，必須重視由下而上的言論，大可不必斤斤計較是否多一些版面或人手給意見橋。如此，才能打開中國報業的格局。但是，我們卻在看到「今日稿擠，意見橋暫停一天」的同時，也會看到「今日廣告太多，特增一大張」，這對關心輿論與民主前途的人來說，未免遺憾。」)可悲的是，台灣報紙的跟風於今尤甚，各報「蘋果化」，從標題、選材、版型，無一不跟，日趨媚俗，莫此為甚。

5‧參見附錄一。

附錄一

意見橋作業理念與角色功能說明

Ⅰ、大趨勢

　　轉型社會中，諸多新生力量湧動，民間的聲音亟待發抒。由讀者投書，經由交互激盪，形成議題，配合記者採訪，甚或民代質詢，反映給執政當局，這一連串的運作過程，與一般新聞版面上，源自官方消息來源的報導不同。這種由下而上的訊息蒐集方式，直接反映民意。

　　而時潮激盪若是，人民的聲音必須在媒體上佔有一席之地，此不僅源自個人傳播與接近媒介使用權的興起，更是民主進化過程中，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在報業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民間的聲音更是不容忽視，惟有能夠反映民意的報紙，才能抓住讀者的心。

Ⅱ、基本理念與作法

　　「意見橋」闢版近兩年，其間見證了台灣社會發展進程中的諸多癥候，在這個同時集「政治」、「社會」、「經濟」…諸多改革於一時的環境裡，投書版的運作理念，自有其特定時空環境下的需求，不能與先進國家比評並論。在先進國家，其政治、社會、乃至媒體的結構與功能，均較上軌道，因之其投書版的角色較「單純」；而在我國，受限於大環境的結構及媒體自身的因素（比如採訪路線無法天衣無縫），許多該注意的事物，均成為新聞網中的「盲點」，有待投書版來「彌補」。

　　「意見橋」即是在這種前提下，作為一個開放的、參與的、溝通的版面，編者秉持促進公益的守門立場，儘可能如實呈現投書原旨，讓不同聲音交互激盪，自然湧現生機。

　　守門原則如下──

1. 凡是最具新聞性的稿件，必優先考慮當「頭題」。所謂新聞性，並不一定是新來的稿件。一則新聞常有後續發展，形成新的「新聞點」。假如某一投書正好契合當日的「新聞點」，即使已入檔多時，也照樣考慮刊登。
2. 凡事件還在發展或尚未定案者，如果此刻投書版「吸納」更多意見，也許有助澄清糾葛。所以這類議題的投書，常考慮刊登。
3. 強調社會公平，尊重弱勢者價值的稿件常考慮採用。資本主義社會中，弱勢者的聲音常被淹沒；如果選刊此類投書，多少有點扶弱作用，促使大家正視那些問題。
4. 所謂實踐「專業」，最起碼要尊重讀者，不任意刪稿，則是尊重讀者的重要表徵。假如一篇稿子內容夠好（條理清晰、合乎邏輯，有足夠的專業說服力），雖然字數多些，亦照登不誤；而為了避免版面議題過少，通常刊登長篇稿件時，會搭配許多短篇稿件。
5. 有一些來函，雖然不具新聞性，但因探討主題牽涉的人廣，或者問題迄今一直存在，沒有解決，則亦考慮刊登。（這類稿件刊登後，記者再追訪或議員拿來質詢，又成新聞版上的議題。）
6. 摒棄媒體高高在上的觀念，藉「編輯室報告」，主動與讀者溝通，這是尊重讀者及投書者的表現。(參見附錄二)
7. 刊登能透視問題本身，彰顯人文反省基調的稿件，如吳鳳銅像事件，眾多媒體將此問題淺化為「政治問題」；「意見橋」則以「回歸文化的觀點，看待原全民問題」，選輯專題，直陳問題核心。
8. 同時收到不同意見的稿件，固然讓它們在同一版上交互激燙；而凡登過的議題，若有不同意見的後續稿件，必然考慮刊登。（以「交流道」為標眉）
9. 選稿時，著重凸顯文化角度的稿件，換言之，珍惜每一種文化的價值，透過選稿，落實彰顯平等的真義。

(10) 對於內容較專門或牽沙較複雜的稿件，則請報社內外具有相關專長的工作者協助審稿。

(11) 期望「言論自由」與「守門自由」交互激燙，造成良性環境。也就是由稿件刊登尺度上的自由，促成投書人更無拘束地暢所欲言，亦因「暢所欲言」，而使稿源更豐富，選稿的自由度更高。

目前國內各報投書版中，惟有「意見橋」不付稿酬；但在此情況下，仍然來信踴躍，且素質均佳，不乏博士級的大學教授、醫師、建築師等各方專業人士為公益投書。

Ⅲ、角色功能及定位

　　「意見橋」的所有工作內容皆直接、間接彰顯「讀者導向」的標的，除了在關鍵點著力，拉攏讀者的心外，「意見橋」附帶的邊際效益包括：提供採訪線索（轉各記者處理），提昇本報的可信度、消弭讀者對本報的誤會(由於不同意見或說明得在「意見橋」呈現，可減少訟源）、作為媒體品管稽核的可能管道（讀者投書批評，由編者酌情轉交當事單位，或刊出、致歉、提出說明）。

　　「意見橋」契合時潮脈動，其角色定位亦已由初時之「大鳴大放」走向「破而後立」的階段，因此現階段特別注意建議性的意見以及見報後之後續「施壓」工作以持續的注意力來提高「意見橋」的影響力。﹙註一﹚

　　而中國時報一直以第一流報紙自期，自有其格局與氣勢，不必與發展中的報紙相類，浮誇邀寵（如有些報紙稿源不足，以採訪填充版面，不是民意的自發表現），大可在現有基礎上，平實經營，以真誠的工作信念，拉攏讀者的心。

Ⅳ、工作內容

　　「意見橋」，既名之為橋，雙向溝通之意至為明顯，此亦其所以別於一般靜態投書版之處，其工作主體仍以處理投書為主。

　　其中，除單純之「評論」外，許多投書皆涉及第三對象（單位、機關或前事件），均亟須查證。

1. 查證內容包括：
   ──新聞最新發展動態。見報投書須契合時效，以免過時事物或已獲改善的問題，仍在版面喋喋：故必須追索最新新聞動態，以做比對或稍加修改的依據。
   ──投書所言內容是否屬實。
   ──換一個角度，讓涉及的第三者有說話的空間。
   ──凡涉及事件，雖已決定該投書不上版面，亦書面轉交涉及單位參考

如有回函，則再轉寄，告知投書者。

純粹詢問問題者，則視情形轉交社內、社外涉及單位；否則，如有相關之社團基金會，如婦女問題、勞資問題，則轉交由各社團處理。

2. 查證對象包括：

──剪報資料。
──採訪組及地方組同仁。通常，由他們提供線索，我們自行做進一步的查證，然就當令的新聞事件或其線上新聞，則可逕由其判斷，投書所言是否屬實、得當。如其樂意，則委由其查證或做背景說明。

──當事人，由其提供更進一步資料，或就投書中不完整處，再加說明。
──報社內部各部門（包括轉達意見、代為查詢）。
──政府、文教、民間乃至學術研究機關。

3. 處理程序

來信──登錄──篩選──存檔──查證──配合採訪──選稿、改稿──下題──打字──組版。

其中，包括後續處理及服務（回信、回卡片）──投書如何處理，均應給讀者交代。以及讀者的一些其它要求，如聯絡某作者，查閱影印某日投書、查詢報社內其他部門的訊息…）、資料處理（作者資料、投書者資料──為報社廣大的潛在資源）、剪報處理(除存檔外，並寄贈每位投書者，另附稿紙及信紙)、施壓(將剪報及信函，寄給投書內容涉及之單位或相關之民代，請其參考處理，以充份發揮第四權監視守望之功能）。

Ⅴ、經營績效

　　「意見橋」闢版兩年以來，由於首先拋棄只選刊與報社相同立場投書的作法，同時兼容各方聲音，甚至包括自我批評(標眉為媒介批判)，引起外界廣大迴響。而類此契合民主思潮的作法，也因應時代走向，因此，連廣播媒體（中廣每天一個小時全國聯播節目中，也闢了近廿分鐘的聽眾熱線，包容各種異見）、電視媒體（台視也有觀眾熱線，接受抱怨與建議）都開始有類似讓消費者參與的園地。

Ⅵ、建議

　　──時報創立至今四十年，不僅已成第一流的大報，也有足夠的能力取得讀者的向心力，故應平實經營，重視讀者傳播與接近媒介的權利，維持讀者投書的自發性。

　　──每月投書持續增加，顯見讀者對本報之益加信任與欣賞，各種議題均可討論的情形下，宜擴大投書刊載篇幅。

　　──為了保持民間聲音的純粹與多樣性，「愈少主動企劃邀稿的編輯政策，即是最好的政策」；同時，投書者包括各行各業、各年齡階層的精英，已超乎編者所能企劃的範圍，是故宜以刊登讀者主動投稿之文書作品為主。

　　──在原則不變的前提下，製作方式不妨再多樣發展，如針對重大議題，號召徵文（不付酬），紙上辯論會、各行讀者座談、焦點集中處理等。

　　──此外，由於投書五花八門，平面資料建檔，已不符時效，宜交由電腦處理，方便檢索。同時，為恐涉及官非，應有專線電話錄音，以免查證後，恐口說無憑，徒惹糾紛。(李璧如完稿於民國79年夏天)

☆ ☆ ☆ ☆ ☆ ☆

註一：

「意見橋」在媒體角色上，大致發揮三種功能：讓不同聲音交互激盪的公共論壇；讓不同的「行為主體」(包括政府、準官方單位、法人團體、民間團體……以及民眾)澄清誤解的中介；發揮媒體第四權的功能，敦促各有關單位，各級民意代表注意或接續處理投書所示有待改善之情形。因此，自影響層面言之，則範圍至為廣大，因本版所關注之議題，自國家政策走向已迄青少年、兩性問題，幾乎無所不囊括。

　　自影響效果而言，則有層次之別，若有議題牽動層面較廣，成因較複雜者，「意見橋」則發揮辨疑釐惑的功能，所載議題常成為國會議堂的質詢焦點，進而影響決策。其成效未必顯而易見，但其點滴推進之功，則不容置疑。其次，若以議題牽涉層面較小，或屬行政裁量範圍，則常有明顯影響作用，投書所示不合理情形，泰半立即可以解決。(李璧如寫於民國82年7月25日)

附錄二

搭起溝通的橋樑

─「編輯室報告」內容選輯

「編輯室報告」是意見橋上編者與讀者交流的管道，從77年五月五日首次刊出後，即不定時出現，或溝通理念，規範實際作法，或打氣、鼓舞，或作為戡誤、致歉管道；迥異當時僵硬的編輯體例。刊出頻率以77年最高，蓋當時民智初啟，亟須點化。

一般而言，投書內容常會隨著新聞事件而起伏，但所謂「新聞性」卻常不免有人為操弄的因素。我並不贊成「徵文」，因為投書版的編輯最好是完全中立性，避免主觀的色彩。「沒有既定編輯內言取向的編輯政策，是最好的編輯政策」；可惜在「意見橋」多年，偶不免「迫於情勢」，來一段「徵文」。

以下選刊部份：

• 77年5月5日：「焦點新聞」徵文，來稿踴躍，意見雷同者甚多，經篩濾後刊出，徵文儘截止，謝謝支持。歡迎讀者來信抒陳意見，請長話短說，不退稿，敬請自留底稿。來稿將儘速刊登，惟部份來稿須求證或作覆，必須耽誤一些時間，請稍候。
• 77年5月8日：來稿五花八門，頗能彰顯多元社會之脈動。惟來信務必自留底稿，本室一律不退稿。若內容涉及實質事件，請署電話，俾便查證，否則不予刊登。此外，若所載事實屬地方性質，將轉本報地方輿情版處理（每逢周日見報、十版下）。來信均經慎重處理，惟有些須查證，請稍候。※明日「焦點話題」大家談「五一」事件。
• 77年5月16日覆一群老兵及思鄉人，大陸寄往台灣信件，中共會集中送往香港轉台灣郵政總局，如平常信件投寄。至於台灣寄往大陸信件，則以平信上寫台北郵政總局五萬號信箱收（貼三元郵票），自己的地址寫在左下方；內附一航空信封，右上角寫大陸親友地址，左下角寫香港內詳，附十元郵票（不可貼），信件則裝在裡面航空信封內，可封口。
• 77年5月18日：來信意見雜陳，但有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針對某些「特定的主題」，我們常收到大批不署名、地址，或者是來自相　同區域的信件，明眼人一看即知是「紙上的群眾運動」。所以，為了「純化」版面──這是純粹理性討論的園地，希望來信務必署名姓名、地址、身份證號碼以及電話，俾便查證。北市忠孝東路讀者葉綠君請與本室聯絡。
• 77年5月24日：關於五二○事件，我們收到大批投書與來稿，為了表示您的誠意與負責，請務必附上真名、地址、身份證字號與電話（可用筆名發表）。面對這件解嚴以來，規模最大、傷痕最深的活動，儘管「事未易明，理未易察」，讀者務必透視紛雜的表象，掌握背後的真實，大家一起努力！
• 77年5月27日：我們經常收到署名「一群…」的來信，對於這種訴諸「群眾」的作法，實不予茍同。如果道理說得通，何不堂皇署名？一人以上，請連署如何？（發表時可用筆名）
• 77年5月25日：談問題有「規則」可循，必須先把問題界定清楚，才能在「相同的基點」上，理出頭緒來；否則，各說各話，直如盲人摸象，每人所論，囿於個別差異，只是局部現象，而無法從整體觀點，得到比較公平正義的結論。「僑生」與「台生」之爭即為一例，我們收到非常多的迴響，為澄清問題，本報記者已進行深入採訪，請讀者以平常心觀之。
• 77年5月28日：披覽眾多來稿，意見雜陳，我們發現，部份來稿在陳述自己的困境與意見後，結尾常來這麼一句：如果有關當局不予重視、處理，我們也要「自力救濟」。這句話所反應的心態與社會背景，值得深思。
• 77年6月1日：來稿中仍見情緒挫字眼充斥，談問題必須就事論事，過度「情感豐沛」的稿件，恕不採用。(請自留底稿，不退稿)
• 77年6月3日：讀者下筆前，務必將事件原件搞清楚，否則，站在錯誤的基點上批判，是會「造業」的喲！來信請用有格稿紙謄寫，請自留底稿，本室不退稿。北市深愛讀者來信收到，謝謝您的建議。
• 77年6月7日：台北一群私校教師，請示連署姓名及地址。如果你們不相信我們，致使查證無由，這封信可能只有棄之字紙簍一途。讀者請務必尊重我們的專業原則，來函所載事項如需求證，我們會將原稿打字後，再交由涉及單位回覆，請放心，一定守密。
• 77年6月13日：每天展閱來稿，直接與民間脈動相通，各種看法羅列辯陳，有種美妙的感覺昇起─彷彿碰觸著大地的心臟！拆開每一信封，迎接著一分未知與驚異，然後再乘著想像的翅膀，編組成版；這是個十分「消耗」的過程，但是，親愛的讀者，盼望我們能永遠與清明的理性同行，天地闊朗，不是嗎？水雲
• 77年6月14日：來稿焦點隨著新聞議題而轉移，部份比較沒有時效的稿子，皆存檔備用。有些讀者係首次投稿，雖略顯生澀，惟誠意與勇氣可感。真誠，這在日見荒漠的心靈曠野裡，是多麼寶貴的資產。歲月迢遞，希望我們在面對人生的諸多事物時，能夠成熟而不世故，永遠保有這份美好的素質。/水雲
• 77年6月15日：多位讀者來信要「債稿」，非常對不起，將儘速處理。台中讀者王先生來電，詢及本版是否遭受政治壓力，以至某些稿子未能上報；事實上，完全沒有，目前風氣已較開放，只要編輯理念與技巧搭配得當，運用之妙，皆存乎一心。今天《校園長短調》暴露一個事實：為什麼校方與學生會如此對待？中間或許有誤會，但是，正在塑形中的孩子往往照大人的作為行事，他們是我們的鏡子！這中間是不是有些該檢討、深思的地方？/水雲
• 77年6月17日：經常收到已見報意見的迴響，由於版面有限，只能擇要刊出。部份來信邏輯不清，因果關係錯亂，禁不起分析，只好放棄。世事紛冗，原本就「事未易明，理未易察」，讀者宜練就穿透層層表象的功力，直陳核心；這類的意見泰半洋溢著流動的智慧與深刻的反省力，是目前意見市場中的瑰寶。
• 77年6月18日：人心如鏡，心情愉悅，事無不美，「我見青山多嫵媚，青山見我亦如是」；反之，若動輒睚眥怒視，反射回來的必是滿腔怨氣。有鑑於此，特闢「暖流」專欄，因為我們相信，除了消極的批判之外，這個動輒「理直氣壯地自力救濟」的社會，更需要積極的建議與鼓勵，歡迎大家以更開拓的胸襟與視野，投入這一片尚待開發的處女地。覆王明智讀者，稿件收到，尚待處理，請勿心急。每一篇稿子都像自己的孩子，我們一視同仁，只是希望它能在適當的「舞台」上，充分發揮效用，這可要費點心思呢！
• 77年6月25日：每一篇讀者來稿，都代表一種聲音。有時，群情激昂，聲勢浩大；有時，黃鐘獨悠揚於塵囂。抉擇之際，每難以照顧周延。因此，原則上，以到稿時間為準，先到者先登；意見相同，不再刊載，以免浪費篇幅。來稿請務必註明姓名、地址、身份證號碼、電話及職業類別，俾便聯繫及分類。
• 77年7月4日：有些讀者特別聲明，水準不夠，不用的話，不要退，免得傷心；其實，來稿各具見解，上不了版面有很多原因，包括打字來不及的等技術因素，千萬別自貶！
• 77年7月5日：稿件取捨之際，各種因素夾纏，特別好的或有時效性的，當然會「跳脫」出來，特別差的，立刻就宣判「死刑」；最難處理的是那些寫得還不錯，但寫得長了或時效沒那麼強，或者需要查證的，這一耽擱，往往另一個新聞「浪潮」又壓過來了。
• 77年7月12日：三重方柔萱讀者表示，看到不同的聲音交流，心中總有共鳴，但是寫歸寫，能不能做到呢？編者以為，多元民主社會裡，表達意見，不但是我們的權利，也是義務！民意是施政的基礎，豈可抑遏？意見橋是社會的風向球，有智慧的施政者豈能不看！
• 77年7月13日：某些社會關注的問題，卻老是懸而未決，甚至因而造成民間兩極意見的對立，這種現象亟待解決。然而，我們必須追根究柢，尋找真正的癥結，而非流於情緒化的渲洩。編者處理稿件，幽微之際，亦感受到相當壓力。儘管如此，該抉擇釐清的問題，還是要談，只是我們必須採取更理性、成熟的作法！獨對汹然民意，雖有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但最根本的支持力量還是源自你們，親愛的讀者，如果你是有心人，請不要放棄推動、型塑社會的責任，即使力量是這樣的微弱；但是，眾志成城，只要有心，就一定做得到！
• 77年7月14日：偶爾收到針對同一議題，卻由同一讀者寫來正反觀點各一篇的來稿，這就難免有為「投稿而投稿」之嫌了。言必有諸中，而後形諸外，如果刻意迎合所謂「編者的口味」，那就失去發言的宗旨了。何況，意見橋容納各方的聲音，兼容並蓄，只要有見地，自會上報，實不勞多費心思。
• 77年7月15日：前晚一位十信案受害讀者來電，從他平緩的語氣裡，隱隱透著深沉的「怨」氣，使人悚然驚覺，施政稍有不當，導致「一路哭」的後果，這股「民怨」要如何才能化解啊？古人言三不朽，立功為其一，政治工作正是最佳的途徑；然而，從政者如果沒有一顆善體民意的心，只恐立功不成，徒然造孽罷了。
• 77年7月28日：面對讀者、面對如此澎湃的民意，我們不能不戒懼謹慎。在歷史轉型階段中，這些奔騰的聲音，或許如海中浮漚，乍浮即沒；但我們相信「功不唐捐」—明日社會必賴你我塑形。即使黑暗佈滿虛空，只要還有一絲光明，必能引領大家前進。這個世界總還有些值得信賴、尊重的價值，我們懷著這樣的信念與理想，與讀者同行！
• 77年7月29日：來稿中，時見珠玉，可惜版面太小，只好一延再延，直至時效性消失，才忍痛割捨；碰到這種情形，編者與作者同樣「感傷」，如許「澎湃洶湧」的民間的聲音啊！昨日《想像力奔馳跑道》作者為卓聖崇，一時筆誤，敬向作者、讀者致歉。
• 77年7月30日：讀者反應意見橋有時似為另一個「政論版」。最近適值政局變動，各項議題紛陳，而政治影響生活的各個層面，涵蓋範圍既深且廣，我們不得不關注。然而，生活裡的其他層面，我們也同樣 關心，許多「焦點話題」準備陸續推出，敬請鼓勵！昨天「黑名單，何時解嚴？」一文，因製作疏忽，右邊第二欄應移作第四欄。部份報紙換版不及，出現錯誤，謹向作者、讀者致歉！
• 77年8月1日：卄九日的意見橋見報後，各種迴響紛沓而至(「內外夾攻」)，編者除敬謹受教外，不免憂喜交加。憂的是，時代潮流衝盪若是，卻仍有昏暝莫辨者，其不識機一至於此；另外，我們喜見一個「有反應」的社會，不問立場為何，理直氣和地盪滌，真理終會昭揭。當然，我們更樂於見到一個「有反應」的政府！
• 77年8月2日：讀者來信中，頗多需要求證或追查，而我們目前人手實在有限，處理上恐怕難免遲誤，請讀者務必海涵！我們已經盡最大的心力，然而「創業惟艱」，這個新的園地，作業方式及需求迥異以往的任何組織，很多困難的地方，非局外人所能想像；我們只能按部就班來，希望透過讀者的支持，爭取更多的資源。畢竟這是一個為公益存在的園地，而我們所有的，也只是為理想奮鬥的熱情，我們迫切需要支持！
• 77年8月3日：我們常收到搭車受氣信件，從國光號、公車、火車，乃至計程車，不一而足。除了轉有關單位處理，希望他們能虛心檢討外，「精彩片段」則摘要刊登，讓各界公評！
• 77年8月9日：歌者、和聲、一個自七月起每天買報者、風火、阿松、董谷梅及鄭生地等讀者，均來信指教鼓勵，非常感謝。本欄園地公開，是一個真正屬於讀者的園地，期盼大家一起耕耘，也歡迎讀者批評監督！昨日刊出「這樣對待不足齡學童，不公平！」一文，作者來函更正：「兒子在國語實小受第二次烤」，其中「國語實小」應為「師院附小」之誤。謹代向讀者及國語實小致歉！
• 77年8月11日：編者最感痛苦的事，莫過於成版之際，最後的抉擇與刪稿。許多重要的議題無法同時上版，只好「排隊」；有些觀念靈動、辭理條暢的文章，到最後卻不得不刪減。實在對不起作者，然而，在期望容納更多聲音以及儘可能多角度呈現的前提下，只好忍痛為之，敬請作者、讀者原諒！
• 77年9月7日：最近有讀者抗議，偶見一稿多投，佔據寶貴篇幅。我們不能禁止這種行為，只要不是為了稿酬，各種聲音當然有權利出現在媒體上。但是來信擁擠，我們必須兼顧各種聲音，如果作者已有在他處發表的機會，則請將機會讓給別人(至於如果亟想確知投書採用狀況，可與編者連繫)
• 77年9月14日：來信常見相似觀點，此時除合併處理外，若先前曾獲刊登，則後續相同意見，不再刊登，敬請見諒。本欄為此地報紙中，唯一不付稿酬的意見園地；我們以公義自期，希望被壓抑的聲音，得到抒發的機會，從而受到重視，進而解決困境。感謝支持，來信踴躍，但也難免耽誤上報的時間，請務必諒解。
• 77年9月23日：意見橋偶會收到一些消費申訴的投書。對這類投書，我們的處理原則是，凡涉及大眾權益，如鎘米事件，一定刊登；而個別案例的投書，則轉為有關廠商處理。一般稍具規模體制的公司，均有專門負責消費問題的部門，讀者若有委屈，可逕洽申訴。若第一線部門反應冷淡，可向其上級反應。
• 77年9月24日：放眼諸多事件與爭議，為何大家不能和平地處理，動輒睚眥怒視？從社會心理的文化層面來檢視，我們似乎缺乏溝通的傳統，習慣處處設防，無法坦開胸懷，以同理心相對待；其次，無法掌握充份、正確的資訊，也是造成誤會的主因。在此我們呼籲，先尋求了解，再採取行動！
• 77年10月7日：日來有關課徵證所稅的投書，內容呈現兩極對立的情形，一千八百萬人口似乎截然劃分為股友與非股友。何以出現這種現象，值得深思。
• 77年10月8：日來，有關證所稅事件的投書，大量湧至，編輯室差點「崩盤」。其實，各方辨陳的聲音，已大致刊載俱全；後續投書，除非別具見地，否則不再重覆刊登。
• 77年10月10日：雖然我們再三說明，但仍有部份讀者無法理解為何要作者附個人基本資料，懷疑我們是在蒐集「黑名單」。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懷疑呢？這樣的顧慮早該隨著解嚴，鎖進歷史的時光隧道中。想想，老師談教育問題、原住民談山地問題、工人談勞工問題，不是更真實、更具威權性嗎？這有什麼好懷疑的，這就是我們要作者註明個人資料的理由！祝大家國慶快樂！
• 77年10月17日：最近投書很多，足見大家關心社會，令人感動。希望不同的聲音透過公共論壇滌盪，能讓我們更清楚問題，進而尋求解決之道。畢竟這裡是生養我們的土地，大家都希望明天會更好！另外，為了鼓勵大家提筆，我們已準備一些信紙、信封及稿紙，寄贈作者，請留意是否收到。
• 78年6月29日：「我們能從天安門事件中，學到什麼？」本文由程先生（筆名）口述，本報記者水雲整理。讀者如有特殊「狀況」，請與我們聯絡，必要時可用上述方式處理。
• 78年7月3日：21日刊出楊雲業所寫「不好好唸書，搞什麼學運…」一文，收到許多譴責其立論不當的回響。請讀者看清楚，其實那篇文章是以反諷筆法表達──你們的立場是相同的。中國人的確需要培養一點幽默感，我們歡迎謔而不虐、有深刻意涵，雖是批判，但讓人看了不得不笑（苦笑？）的投書。
• 79年1月9日：

一筆沉重的、良心的債……

本版承蒙讀者支持，來稿踴躍，但由於版面有限，部份稿件只得割愛。坦白說，取捨之際真是非常困難，我們一直承受著非常大的心理壓力，彷彿欠了很多債─一一筆沉重的、良心的債；只因為版面不支付稿費，所以我們鞭策自己務必以最誠信的態度，來處理每一封投書。

是的，有多少讀者在公餘、課餘的有限時光中，甚至在清冷的冬夜裡，推開溫暖的被窩，犧牲睡眠，為公益振筆疾書；展讀每一封投書，似乎可以觸摸到那一顆熱忱的、真切的、希望明天會更好的心。在現今混沌的氣候裡，這是一股多麼可貴的、清新的力量啊！而這也是台灣，乃至整個中國，未來生機的所在啊！

所以，每一位讀者在您提筆投書的時候，就已經在為型塑更美好的明日，盡了一份心力；不論刊登與否，您們都是可敬的！

至於刊登與否的選擇標準，有太多「相對」的因素。事實上，站在個別的角度，每一封的投書 都有其值得刊登的理由；但是，編者是站在一個全面的、綜觀的社會發展、乃至歷史流變的角度，來看待、篩濾投書，由此產生選擇的序列標準。

基本上，扣緊時代脈動、弱勢的、交互激盪的聲音，都是我們優先考慮的對象；至於涉及個人作為，而缺乏全面警示與啟迪意義的，則通常只好殿後。投書最好自留底本，有話可長，否則最好精簡。

有些稿子由於沒有即刻的時效性，但頗具見地，我們通常會存檔，日後搭配其它稿件(有時效性的，通常會立刻用)。所以，沒有立即上報，並不表示不用(鐵定不用的話，或們會寄卡通知)，不過，也有可能留來留去留忘了；這點請讀者體諒，我們心力還是有限，補救的方法是，請你提醒我們，或者再寄過來。

還是非常感謝讀者熱心支持，不週之處，也只好請大家海涵了！

• 79年3月26日：

關心國事，歡迎投書！

國內政局經過一連串的動盪，亟待整合，重新出發。各界殷望的「國是會議」，預定於六月底召開，這是我國邁向民主的一個契機。

然而，國是會議要怎麼開？其角色功能應如何定位？談些什麼問題？均亟待釐清。除了這些原則性的前提之外，實質層面的各種問題，亦有待激盪。

關心國是，人人有責；即使我們無法實際參與國是會議，亦可透過大傳媒介表達我們的觀點。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當然有義務、也有權利提出國是建言。

《國是會議大家談》欄歡迎讀者投書，本欄將持續開放，直至召開會議前，匯整全部投書(包括見報與未見報)交有關當局參考。

增闢「坦言集」(由主筆輪流執筆，等於小社論)及「觀點」(約稿)，是當時總編輯陳國祥學長的意見，坦白說，我並不贊同。這樣做了之後，讀者頗多反應，認為與意見橋版性不合；我只好提筆掰一個還算說得過去的理由。

「坦言集」至民國80年10月2日以後即停(可能陳總編輯下台了—待查證?)，只餘「觀點」；但到民國81年四月以後，「觀點」即不定時刊出，甚或僅偶一見報。

這段時間的「意見橋」，大約彩色半版，議題豐富多樣，美術編輯董谷音(後跳槽自由時報，現又轉往聯合報)相當優秀，版面設計非常好。這段時間的「意見橋」由於民氣已開，讀者經多年的訓練，投書質量均佳，算是相當成熟的版面。

• 79年7月24日：

「意見橋」當然還是「意見橋」

自四月三日本版增闢「坦言集」與「觀點」，對於這樣的專欄是否適合「意見橋」，時或有讀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在此一併說明。事實上，「意見橋」裡投書一向言之有物，其見地往往不輸主筆；何況投書來自四面八方，其深刻度、多樣化與豐沛的生命力，更不是一般舞文弄墨者所能比擬。

因此，我們不過是在嘗試歐美報紙集社論、專家意見與讀者投書於一爐的情況下，增闢此兩欄，前者由主筆輪流執筆，題目與觀點悉由撰稿主筆自行決定，若與投書部份議題呼應，僅是巧合。至於「觀點」則由學者、專家提陳不同角度的思考，投書中若有長短、風格（不是立場）相近者，亦可置於此欄。

因此，雖然有這兩個看似較具主觀意味的欄，但是讀者若有不同意見，還是可以透過「交流道」，提出質疑與對話，我們一定會處理。在這當中，重要的是，是不是有一套比較能確保客觀與公正的遊戲規則？

「讓不同的聲音交互激盪」，肯定是我們矢志遵循的標準。目前，比較困難的是，由於來信先後不一； 版面實在太小，因此「不同的聲音」往往必須分幾次登出，這恐怕才是影響讀者觀感的主要關鍵。

至於「編按」，過去凡對內容說明不清的投書，經查證後，編者一向如此處理，此次亦然，並無「圍剿」之意。

在百花齊放的動盪時潮中，我們需要對生命有深刻反省能力的新聞工作者與讀者，惟其如此，才能釐清亂源，邁向清明的未來。為了形塑更美好的明日，「意見橋」期盼大家共同來澆灌與耕耘。

• 82年6月29日：

大家來寫「新新聞」

有人反應意見橋文字壓力太大，一片字海，說真的，編者在有限的空間裡，老想著趕快把壓了許久的稿子排上版，「欠債」的感覺可真不好受！請大家多包涵。

下列事項也請讀者配合：

一、投書能短，則務必精簡－－事實上，工商時代，短文閱讀率高。請大家別掉書袋或客套，開門見山，直陳意見。當然如果非「長」不可，那也是沒辦法的事。

二、除非特別緊急，否則請按次序排隊，別急－－我們不會特別看中名人、專家，這是個平民化的版面，大家都平等，只看投書是否有見地。

三、我們也不一定非得跟著新聞熱潮走，一方面問題不是一天兩天就能解決；況且還有很多記者尚未發現、而各位讀者早已察覺的問題，只是還沒上新聞版面而已，實際上這可是「新新聞」呢！如果一味跟著新聞「起舞」，難道人家新聞不「炒」了，新聞退燒了，我們就不必談了嗎？問題就解決了嗎？－不必那麼媚俗嘛！

謝謝各位捧場－－不只是捧時報的場，也是捧大家自己的場！

• 82年10月2日：

讓不同的聲音交互激盪 發掘潛藏的社會問題

九月十三日本版刊出消費者在金石堂文化購物而發生不快事件的兩篇投書，刊出之後，社會大眾迭有迴響，身歷類似境遇的讀者不乏以電話向本版投訴或逕自投書，凡此種種，皆出自人同此心，而「心有戚戚焉」。然金石堂本身亦先後兩次電告本版，懷疑北市陳黎姿之投書不實，「顯有內情，敬請勿為有心人士所利用」，本版除於電話中已詳述一向處理讀者投書所信守之基本精神與處理原則外，顯然仍有必要就金石堂事件涉及社會消費與文化建設等方面做進一步之說明與釐清。

1. 陳黎姿乃「尋回購物尊嚴」一文作者之筆名，其本人正是金石堂答辯書中所稱之發生於民生東路門市之李姓顧客。「尋回購物尊嚴」一文中，有關事件之一般敘述與金石堂之答覆所述，乃至本年三月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中之「犯罪事實」部分之敘述，完全一致，至少可以百分之百確定客觀上確實有這麼一件事，至於是否有罪？如何認定有罪？如何辯解無罪？則是最終價值判斷上的另一個問題。因此，金石堂毋庸置疑本件投書不實或別有內情，而欲藉此轉移核心問題。
2. 本版主要處理有關涉及公共事務之公眾投書，如果只是某人在某店發生了糾紛，逕自投書本版，通常我們不會考慮上版，而是將它轉給相關機構處理。「尋回購物尊嚴」一文之所以刊出，選擇的判準在於文中直接觸涉了一項重大的公共事務－電門的設立以及發現狀況後非人性的處理。這不獨是金石堂的問題，一些店家、商場採此措施早已引起物議，議論的焦點在於這項措施根本是非人性化的秘密武器。進出書店、商場買書、購物，除了滿足購買的經濟性慾望之外，也包括那是現代人休閒生活的一部份；結果，進去容易，出來難，難得就像入境通關一樣，心理必須掛記著：那東西會不會突然響起來？請問這滋味好受嗎？當日同版面另一位受屈學童媽媽的投書即是證明。今天，保護消費者意識抬頭，但無論是基於公平交易原則或訴諸消基會，所能照顧的層面主要還在於有形的物質性損失，甚至是多少錢了事的問題，至於一個人在作為消費者時的基本人權則殊難照顧的到－隨時怕一出門鈴聲大作，然後，無論什麼理由就得面對證明自己無罪的艱難課題。所以選刊「尋回購物尊嚴」與「沒有證據，可以搜客人的包包嗎？」的確是經過審慎的考慮，而且也凸顯了在現今凡事皆商品化的社會文化現象中，極為畸型的一環，值得文化工作者深思。
3. 金石堂既以文化傳播者深自期許，事前既未思及電門設施事涉前述之深沉問題，事後反稱「斥資添購電門設備，以便利顧客享受不被監視之開放空間」，實更有語詞含混，意欲欺瞞社會大眾之嫌。因為，金石堂所稱的「不被監視」，應該講明是顧客進了門就有店員「陪同」的那種招呼兼監視，但是少了店員「陪同」的開放空間會是什麼呢？其實換來的是另一張天羅地網－只要有物品未經結帳消磁，電門就響，顧客沒什麼好說的，響了就得接受約談，電門可不管東西是自己掉進袋裡，還是你忘了結帳，還是存心闖關。其實大型門市斥資添置電門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說穿了，就是被偷怕了。爲萬全計，發誓絕不再被偷，乃斥資添置電門。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只是，即使添置了電門這種不帶血性的高科技秘密武器，當狀況發生時，也一樣可以作人性的處理，譬如，電門響了，就表示有東西未結帳，促請顧客合作拿出來結帳就好了。這中間的難處與技巧，不外如何保全顧客的顏面，純然是既藉高科技產物就得搭配善意的人性處理的問題，若不作此想，心態不擺端正，誤以為鈴響了，就是搜身、抓賊、人贓俱獲、並接著小題大作，甚至欲藉此殺雞儆猴，則不僅有違和氣生財的自古名訓，更談不上是順應潮流、合乎人性的現代經營管理。
4. 金石堂曾打電話質問，爲什麼該日同版之「沒有證據，可以搜客人的包包嗎？」投書，本版曾發函查證：「尋回購物尊嚴」一文則無，其理安在？本版答覆：「沒有證據，可以搜客人的包包嗎？」一文屬一般性敘事，可能真也可能假，無一處為百分之百確定，故須查證；反之，「尋回購物尊嚴」一文，電門是確定的，進入司法程序是確定的，（初審以罰鍰三百元緩刑三年定讞），即使敘事的情節或與其他在場者的敘述略有出入，亦不影響事件之主要輪廓，換言之，有那麼一個事件是確定的，有那麼一個問題已凸顯，故毋須查證。
5. 最後，在此重申，本版的重要職責之一在於讓社會各界發表各類公益投書，且讓不同的聲音交互激盪，藉此往往可以發掘出潛藏於這個社會且為新聞媒體或有關單位所遺漏的各種問題。而面對問題，亟思改善，我們的社會才會更有希望。
• 82年8月18日編輯室報告

感謝讀者支持，投書源源不斷.：但編者有幾個小小的要求，請大家多多指教：

一ˋ最近長稿稿壓沉重,編者老是覺得被壓得喘不過氣來。請大家務必遵守「有話必須長則長，否則請盡量精簡」的原則，好增加他人上版的機會。

二、請儘量寫自己熟悉的題材—－與專業領域（或職業、工作領域）、受教背景相關議題的思考、反省與建議。不要「作文」，因為只有經過生命投注淬煉的聲音，才有人的溫度。

三、關於申訴的投書－－相較於從前，目前國內的民主開放程度，已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蓬勃興盛的階段。讀者遇事不妨「直接面對」，逕洽相關單位或其上級單位，不清楚的話，可以多打幾通電話查詢：或者找各級民意代表服務處處理。實在沒輒，最後還可以藉媒體訴諸公意－－媒體有其社會角色與功能，讀者諸君請明察。

2. 關於個人基本資料－－請務必告知投書者姓名、地址、電話以及年齡、專業或受教背景。發表時，可權衡使用筆名，但真名總必須告訴編者吧 ！其次，為何提示專業或受教背景，我們不鼓勵文憑主義－－以前曾向大家報告過：「…..為什麼要明載投書者的個人基本資料？事實上，一篇文章就只有一篇文章，但如果加上作者的基本資料，就能使文章立體化，從而提供我們一些思考的延伸線索。比一個有建築、裝潢背景的中年人，來談公共安全的問題，是不是比十幾歲的高中生來得切題（因為他有專業知識、又有務實經驗 ）？而學生談校園問題、老師談教育問題、農人或農家子弟、農經博士談農業問題，是不是比一般人更來得深入？而讀者在飽覽各家『自說自話』之際，心中當也能構築比較評量的參考架構。」（見82年4月21日意見橋「編輯室報告」）。

83年夏天以後，「時論廣場」時代。投書每則限500字，淪為配角角色，坦白說，選稿是例行公事，並沒有多大的揮灑空間，但86年6月4日，選刊了一則署名為「窮人」，是政大逾期未註冊，遭退學學生的來信。此則投書引來政大秘書室措辭強烈的回函。

這件事情，由於年代久遠，處理先後次序，記憶有點混淆。應該是接到政大秘書室來函後，翌日，我先到學校了解狀況，看是否對該學生還有什麼補救的方法。

學校某xx長，把我當學生，先狠K了一頓(刊出有辱母校聲譽的投書?)，我為了想救那名學弟，只有聽訓；後來得知，若循「學生申訴委員會」提出申訴，或許有救濟機會。於是，當晚，我和當時的另一位編輯張碧華(意見橋先後曾有四位編輯，首位胡重信，之後張明祚、陳明福，張碧華是末代編輯)連夜摸黑趕到南港，破舊待拆遷的凌雲新村，好不容易找到該名學弟，然後就在他那租來的、破敗的、滴著水的房子裡，幫他草擬申訴函。

四月七日，才刊出被我們修改過的，語氣已較緩和的「政大秘書室來函」，以及以下的「編輯室說明」：

「署名『窮人』的政大學生遲誤註冊期限致遭退學案，自投書披露後，廣受各界關注。在此說明處理情形如下︰五日深夜，本報記者逕赴『窮人』位於山邊暫以棲身的老舊眷村，經深入採訪後，發現該生不擅溝通，在處理『註冊遲誤』事件上，顯有疏失；但其間卻也有令人可憫之處︰

一、該生原住家已於大二下付之一炬，如今已是廢墟，但因疏忽並未向校方更改新址，校方所寄各種通知，均原件退回，而該生卻一無所悉。

二、該生性略封閉，雖一時無法籌得註冊費，卻又礙於顏面，未及時向校方反應。

三、其間該生在美之生父，又遭逢重大生命危機，該生急於尋求臂助，以致疏忽切身事。

該生事後雖十分懊悔，卻因身邊無年長者指導(撫養長大之祖父母已先後過世)，不知尋求週邊資源，以資奧援；及至日前臨時起意投書，才復引發關注。昨日該生在系主任的陪同下，再度向校方認錯，呈送報告，盼予悔改機會。

而據記者實地了解，政大校方於處理該案程序上並無疏失，且一直關懷該生；目前該生既已提起申訴，將按程序進行。」

該文將事情原委作一背景陳述，並藉此一公開行文，迫使「申訴」進入正式的行政程序。後來，該生申訴成功，得以復學。

最近翻閱舊資料，才知我曾將該生資料傳真給一位「秀梅」師姐(此人為誰，已不復記憶)，請她幫忙尋求奧援，後來獲得慈濟功德會一位徐媽媽支助其生活費，好讓該生專心唸書。

由於該生曾遭逢特殊家庭變故，我在閑談中，抓出新聞點，探詢記者同事作專題採訪的意願，後來果然因此引起他報跟進。一件小小的投書，成就了許多事情。

該則「編輯室說明」刊出後，曾收到一封來自新聞系新生的信︰

「編輯先生您好︰我是今年通過推薦甄試，甫上政大新聞系的高中生。目前詳閱完署名「窮人」的投書之後，的確充滿不解與疑惑，並對政大『不近人情』的作法感到失望和氣憤。不料看到隔幾日貴版不僅刊出政大秘書室的解釋，更細心地登載貴報記者經訪談該生所了解的另一面事實。我看完『編輯室說明』，久久不能按捺激動的情緒。

謝謝你們除了對新聞本身的熱誠，對人更抱持一分深沉的關懷，為我樹立了`一個好榜樣，讓我對新聞工作又多了一些期待與信心。

真想大大為你們鼓掌喝采，臺灣有你們，真好！

願你們 永遠不把新聞只當做新聞！

讀者 劉XX敬上」

不知各位新聞界先進，看到這樣的一封信，作何感想？我們的一言一行是有塑形、影響作用的啊！這位學妹如今早已畢業離校，只是不知她現在是否仍保有原初的熱情，堅守著新聞崗位？

如果僅把新聞工作當作工作的人，不會有這麼多的熱情，願意不計代價地付出，真正為人作一些事情。這件投書的處理只是許多面向中的一隅，處理人的事情，本來就應該這樣細緻。但在這個惶亂的世代，這樣的堅持，有誰在乎呢?﹙李璧如完稿於丁亥年桐月﹚

報業，夕陽業，為什麼？

文／林麗雲（台大新聞研究所副教授）

報業榮景不再？

報禁開放二十年來，台灣報業呈現了衰退的狀態。在閱讀率方面，在1992年，十位台灣人中就有七、八位（七成六）是報紙讀者，在2004年卻只有不到五位讀報。到了2005年與2006年，老字號報刊（如《中央日報》）紛紛走入歷史。連傳統大報（《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的廣告量也萎縮了近一成（8％），不得不關閉子報（如《中時晚報》、《民生報》與《星報》等）。

那麼，台灣報業為何式微，由盛而衰，成為夕陽產業？有一種解釋是說：新媒體興起，自然取代舊媒體。的確，1996年有線電視台成立；十年後（2005年），二成三的民眾覺得有線電視是不可或缺的媒體，只有不到一成的人認為報紙是生活必需品。同時，有線電視與網路也爭食廣告大餅，報紙在所有媒體廣告的占有率相對減少。科技變遷論的確有些部份的解釋力。

但科技變遷的因素卻無法完全解釋為何《蘋果日報》卻能打開台灣的報業市場。在2003年，有線電視已是主流媒體；如果按科技變遷的解釋，報業應是夕陽產業。但這年5月《蘋果日報》攻台，卻能吸引讀者，甚至開創市場。

除科技因素外，為何台灣報業失去競爭力？本文嘗試分析台灣報業的體質變遷，從中找出可能的因素，以作為未來的啟示。

完全解禁，埋下危機

報禁開放前，台灣報業已是扭曲的結構。在長期威權統治下，台灣報業是侍從性質；也就是說，統治者運用報禁政策，給予特定人士辦報的特權；而報老闆則對統治者效忠。因此《中國時報》與《聯合報》不是在開放競爭的情況下成長，而是在統治者的保護下發展成寡占的報團。解禁前夕，兩大報已強占三分之二的報業天下（即廣告與閱報率）。

解禁時，台灣本來有機會重建報業秩序。當時政府曾宣稱要促進新聞自由與報業發展。1987年2月當時行政院長俞國華即指示行政院新聞局，「對報紙登記與張數問題，以積極的態度，在兼顧新聞自由與報業應善盡社會責任的原則，盡速訂定合適的規範或辦法，以促進我們今後的報業發展，邁向一個資訊健全的新時代。」

對於如何解禁，當時有兩種看法。第一種是完全解禁。大報主張取消一切管制，由「市場」調節。第二種是有限解禁。小報主張應逐步開放，先限制大報的擴張，讓小報及新報有生存的機會。

在兩大報的鼓吹下，政府採取完全解禁的作法，並未積極制定規範。政府並未促進市場運作，也未規範報業的市場行為，也未規定報業應積極回應公民需求。這樣的政策選擇，台灣報業未出現良性競爭，也沒有機會改進體質，因而埋下危機種子。

解禁初期，大者恒大

在完全解禁的情況下，兩大報基於之前的優勢，擴大版圖。解禁前，大報居寡佔的優勢。解禁後，在市場行為與內容服務上，它們又不受任何管制，不需盡社會責任。因此，它們在既有的物質基礎上發行新報，增加張數，低價促銷，容納廣告。三年內，兩大報在廣告與讀報市場的佔有率，迅速由七成增加到八成。

在兩大報擴張下，獨立報刊很難生存。例如在1980年代《自立晚報》雖曾得到部份社運界與學界的認同，但卻無法得到廣告主的支持，在1994年轉手給財團。獨立報無法生存下來，更無力對大報構成壓力。整體報界也沒有形成良性競爭。

打促銷戰，未受規範

在大報的壓力下，只有財團報才有本錢一搏，並大打促銷戰。《自由時報》即是由三重幫出資，為了突破兩大報的壟斷，不只以「黃金大贈獎」為促銷手法，更壓低售價來搶讀者。1996年，當兩大報提高每份售價到15元，《自由時報》一直壓在10元的價位。這波價格戰後，《自由時報》宣稱台灣已進入「三大報」的時代。

接下來，「三大報」即展開促銷戰。因為報禁開放時未規範主流報業的市場行為（如競爭策略），《自由時報》雖自稱「三大報」之一，還仍持續打促銷戰。其他兩大報也跟進。1999年，《中國時報》與《聯合報》也加入「商品聯賣」的活動，即買報紙，送贈品，從腳踏車、驕車、手機、音響，到茶葉蛋與咖啡等等都在贈品的範圍。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報投入促銷競賽中，而不是在新聞品質上較勁。他們以其他商品來攏絡讀者，並未以實質的新聞內容來爭取讀者的支持與信賴。而政府也未能規範其市場行為。因此在此競爭中，新聞品質並未提昇。

老闆立場掛帥，未建立新聞專業

除了促銷戰外，各報也因老闆的立場，而有了新聞偏向。因為長期的侍從報業，報老闆有政治意識型態與關係。報禁開放時也未規定經營權與所有權應分離，報老闆的政治利益凌駕新聞專業，主導新聞內容。在1999年國民黨分裂中，報業根據老闆的意識形態與派系結盟，分成主流派與非主流派。在接下來的藍綠鬥爭中，報業又染上了顏色，站在特定位置。它們最初的定位不是根據讀者的需求。

但是，當報業以意識型態為主，卻走入困境。各報依政治立場，分化成藍綠報紙，形成特定意識型態的報紙讀者（如深藍、或深綠）。它們並未顧及藍綠以外的讀者，也未提高新聞品質，以爭取中間立場的讀者。最後報社也只能各自固守基本盤，不再有1980年代百萬大報的榮景。

因為報業不是以讀者需求為主，有了強勢的競爭者時，報紙衰落更快。1996年，有線電視興起，報業危機出現。《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發現到：「台灣的報紙太難看了」，在2003年進入台灣市場，信奉「市場新聞學」，以非政治的議題為主討好大眾的口味，能開拓新市場，並奪取台灣各報的讀者與廣告。台灣報業更嚴重衰退。

建立秩序 健全體質

從歷史的過程中可知，台灣報業衰退的原因之一，並未建立合理的秩序，健全體質與建立專業。開放前，台灣報業在人為保護下已形成寡佔的結構。報禁開放時，卻未能建立市場秩序，又未責成報業負起社會責任，也未規範市場行為（如行銷策略與不公平競爭），也未要求尊重新聞專業（如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開）。影響所及，獨立報業逝去，主流報一手打行銷戰，另一手以新聞為武器參與政治鬥爭，罔顧公眾利益，最終未能建立新聞專業與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

試想，如果當年開放報禁時，能建立良好的秩序。也許報業會受到管制，遵守市場與專業規範。暫時他們可能利潤受限，無法為所欲為。但長期而言報業應較有機會可健全體質，並得到讀者信賴。

雖然我們很難再回到過去，但從二十年來報紙體質的變遷，可得到未來的啟示。我們應建立良好的秩序，重視新聞專業，回應讀者需求，才能建立永續發展的傳播產業。因此在媒體管制上，有以下幾個方向。

1. 在所有權結構上，限制主流媒體的擴張，協助獨立媒體的發展，形成多元的公共領域以及良性的競爭。
2. 規範主流媒體的責任與行為，例如主流報紙應以實質的新聞，符合讀者的需求，不能透過贈品與免費報等方式爭取短期的獲利。
3. 要求媒體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尊重新聞專業。
4. 要求媒體應負起對公眾的責任，回應讀者的需求。

解嚴後的第一份宗教報紙－－福報日報

文／莊豐嘉（中央社副總編輯）

「福報日報」是我第一份擔任記者工作的報紙，今天許多人都知道星雲法師所辦的「人間福報」，但多不知，星雲法師當初在解嚴後報紙一片昌榮景象時，也捐了至少一千萬元給福報日報，相信「人間福報」的取名，和當時的「福報日報」是有淵源的。

1988年，我從環球經濟社離職後，自由自在，和當兵的好友花九天的時間騎單車環島一周，回來後，想著下一步怎麼走。當時在文殊文化事業舉辦的禪修課程上課的友人，也是我後來的妻子，得知文殊負責人洪啟嵩要辦一份宗教報紙，叫做「福報日報」，介紹我去報名。對文字一向有興趣的我，寫了一份簡單的履歷，然後被通知面試，就錄取了，連筆試都不用。

這份全國第一家的宗教報紙，報館就設在靠近北寧路的八德路樓上，空間窄小，但辦報的理念卻格局宏大。因為雖然從形貌看就像是一份佛教的報紙，其實它報導的還包括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一貫道和回教等幾乎囊括所有宗教的新聞。不只如此，也報導政治財經、社會福利及社團新聞。總編輯是時年三十歲的王桂沰先生，後來往教界發展，在朝陽大學教書。

創辦人洪啟嵩當時也是才三十歲出頭，精通佛法，屬大開大闔型人物，他認為，當時佛教人口全台灣至少有三百萬，只要十分之一的佛教徒願意訂報，就有三十萬份，生存不是問題。事實證明，這當然是天方夜譚，不到半年就撐不下去。

佛教徒基本性格保守，佛教大師們則都要別人奉獻，信徒看到他們就跪下去，還要雙手獻上紅包。但是要叫這些信徒訂報紙，卻極不容易。星雲法師雖然政治性格鮮明，但確實較有宣傳頭腦，願意幫忙福報日報推廣，還捐了不少錢。

我在大學主修企業管理學，和財經比較密切，對新聞根本就一竅不通。不過，在新聞寫作上，則頗獲主管欣賞。解嚴後不僅報紙解禁，社福團體也是如雨後春筍，創世基金會是後來最成功的例子，當時知道的人並不多。我去專訪創世基金會的創辦人曹慶，寫了一篇將近兩千字的人物報導，主編看了很感動，直誇我寫得很好，並把登出來的文章貼在他辦公桌前的牆上，他說，可以作為範本。這對我當然是不小的虛榮。

後來薪水發不出來，報紙辦不下去，據稱洪啟嵩身上至少揹了三千萬元的債務；但是他並不氣餒，改辦「福報周報」，王總編輯找我當周報的採訪主任，我們一群人又興致勃勃的辦一份從來沒辦過的雜誌。

現在於暨南大學任教的容邵武、民視新聞部編輯主任蘇義崧，後來到東海大學理想國社區和蘇義崧一起辦第一份社區報紙「大肚山報導」的賴興廣，都是當時來應徵的記者，他們充滿人文社會關懷，具有理想性格。一位政大歷史系不想畢業的高材生何瑞元（不是一般熟知的那個何瑞元），還有在山地小學教書的鄭稚草，他們來當記者的時候，帶領我們深入原住民部落，感受到原住民的生活和悲哀。

當時環保議題如後勁五輕設廠等甚受注目，我們為此跑去台南的奇美企業採訪，做了一期奇美對當地河川汙染情形的調查報導。後來奇美成為可以和台塑南北抗衡的大企業，是我們當時所無法預料的。

當時我雖然掛名採訪主任，但月薪卻不到二萬元，而且常常拖延數月未發。有一天，不知誰介紹，自由時報的地方中心主編打電話找我去上班，月薪從二萬八起跳；我聽了頗為心動。總編輯王桂沰知情之後，不動聲色地跟大家說，前幾天有中視的老朋友找他去工作，月薪六萬元，但是他拒絕了。聽到這裡，我心裡有數，他如此講義氣，我只有拒絕自由時報一途。

又隔了三年多之後，我才在自由時報首次大規模招考中應試錄取，主跑政治新聞，當時新國會伊始，展開我在主流媒體的記者生涯。但是，這一段從福報日報到周報的記者生涯，卻最令我回味再三。那時候困苦，其實充滿希望，雖然邊緣，卻創意無窮。

新聞自由遭扭曲 倫理與專業魂歸來兮

文／劉明堂（媒體人）

1984、1985年我還在世新唸三專的時候，為了社團出版「翠谷雜誌」刊物內容，被董事長成舍我召見。社團海報被學校活動中心組長影射說「你們貼那幾個紅色星星，是什麼意思！」我們與她爭得臉紅脖子粗；但是我最景仰友報「成報」社長陳尚曄，因為學校查禁文章，而將社團刊物「開天窗」抗議，還有在228來臨的時候，製作跨頁的228專題報導，並且默默禁食一天紀念。在那個報禁戒嚴年代，我們幾個社團朋友被訓導處視為異類。

挑戰威權、突破禁忌，曾經在我們身上烙下痕跡，我們也期許願意在這條路上繼續打拚。從1986年畢業去當兵，到1988年退伍，在那一年十個月中，戒嚴解除了，報禁也解除了，原本想要挑戰的威權消失，還有些許的失落感。不過，我在步兵營經歷兩次營測驗、一次旅對抗、兩次師對抗的演習，走過500公里大行軍，稻田、鴨寮、墓仔埔都睡過，所有心思只想好好數饅頭、快快退伍，沒有空想太多。直到退伍後才強烈感受，社會環境有這麼大的變化。

算起來，我可以說是報禁解除的受益者之一，因為報禁開放後，既有報社擴張、報紙增張，提供了較多的記者工作機會，畢業沒多久的新聞科系學生，比較容易進入新聞職場。

那個時候，選擇新聞工作，相當大的因素是為了實現社會正義的理想，自認為背負文以載道、隱惡揚善的使命。那個時候不管是新聞學、採訪學，告訴我們的，記者是無冕王、是正義的使者、媒體是第四權、是社會的公器；媒體工作者為閱聽大眾除了提供新鮮有趣的「新聞」訊息，同時也為閱聽眾扮演「守門人」的角色。

學校師長曾經告誡，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必須廣泛吸收各種社會科學的知識，才能在新聞工作上有足夠的知識作判斷；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必須儘量公正客觀，追求真相，下筆應避免使用「情緒語言」，以免誤導閱聽大眾。這些雖然老掉牙，卻是一個新聞工作者的基本功、基本素養。

可是，曾幾何時沒有人再提到「無冕王」，也沒有人重視「守門人」；新聞報導看得見「口水」，卻看不到「真相」； 媒體從監督的「第四權」，變成社會的「亂源」；從「社會公器」變成收視率掛帥；烏龍新聞一大堆，媒體卻似乎不以為意，但是收視率掉0.1個百分點，就要斤斤計較。

有人感嘆，早知報禁解除後會變成這樣，不如不解除。抱歉，這是兩碼事，不能這樣推論。報禁的解除，是台灣言論自由發展的一大步，在此之前，台灣在「自由之家」的評比，永遠都是從後面倒數的「不自由國家」。而且報禁解除後，報紙確實也有幾年蓬勃發展、百花齊放的光景，雖然市場上還是兩大報獨大（1991年自由送黃金後成為三大報鼎立），而且兩大報的報老闆，都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可是形式上去除了掐住脖子的黑手，加上解嚴所釋出的旺盛社會力，讓台灣的言論市場大鳴大放。

有人認為，台灣媒體會有今日的墮落，太過於重視市場收視率是主要原因，在市場激烈競爭下，媒體為了求生存，在壓力與矛盾中不得不隨波逐流，以收視率為競逐標的，有線電視新聞台的激烈競爭如此，報紙的蘋果現象亦復如是。可是，為什麼新聞發展史上對「黃色新聞」的反省與自律，台灣到現在還沒有出現？

雖然有閱盟、媒觀、新聞公害防治等團體，可是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的烏龍新聞統計，媒體不痛不癢，閱盟曾經遊說廣告主抵制電視台，卻被電視台當成抽銀根而圍剿，還被扣上妨害新聞自由的大帽子，「新聞自由」成為媒體為所欲為的保護傘。

經常在媒體可以看到某些論述強調憲法保障「新聞自由」，事實上，憲法保障的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則是「言論自由」的延伸，言論自由尚且受到刑法的規範，新聞自由更不可能無限上綱。民主與自由，是目前人類的普世價值，但是民主與自由的實踐，必須建築在對他人的「尊重」之上，如果沒有對他人的尊重，民主也可能出現多數暴力，自由則可能淪為「只要我想要有什麼不可以」的自我膨脹，結果就是失序的社會亂象。

報禁解除開啟了自由的言論市場，可是對「自由」的扭曲與誤用，卻使得媒體浮濫「自由」，台灣社會也迷失「自由」的價值觀。加上台灣轉型混亂的政治生態，「新聞自由」淪為媒體擁護或打擊特定政黨與政治人物的藉口，而且媒體相互之間以統獨藍綠作區隔、切割，私底下把藍綠立場當作市場定位，媒體的可信度慘跌，趨近於零。

不管是媒體或新聞工作者，當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可是新聞報導卻不可失去專業與真相的追求，扭曲專業、看不到真相的新聞報導，可信度自然是零。這幾年所謂的「揭弊」風潮，就是看不見媒體「守門人」專業判斷，聽不到新聞事件「真相」報導的最好見證。

美國「水門事件」在世界新聞史上成為揭發醜聞弊案的圭臬，可是，台灣媒體每天在報導「爆料」的時候，除了追逐誰是「深喉嚨」之外，有多少媒體注意到華盛頓郵報兩名記者，在報導過程中是如何「抽絲剝繭」，才會有導致尼克森下台的精彩報導。

「抽絲剝繭」不就是新聞工作者最重要的專業精神嗎？報禁解除20年，大家應該好好想一想。

一個非典型新聞人看報禁解除20年

文／蘇正平（中央社董事長）

現在的新聞圈新舊交替很快，人封的或自封的「資深媒體人」滿街都是。為了即將到來的「報禁解除20年」，台大新研所正在進行一項報禁解除前資深媒體人的口述歷史計劃。一位參與這項工作的朋友打電話給我談到這計劃，我羞愧不敢當，因為我沒有資深到在報禁解除前就已經幹這一行。

我是在1988年1月1日報禁解除那一天開始當記者，在此之前，我在外國機構已經工作一段時間。。假如在新聞局那一段時間勉強也算在新聞圈混的話，報禁解除有多久，我在新聞圈就是那麼久。

進新聞圈，我有一點像「臨老入花叢」，因為改行當記者時，我已經38歲。年紀一大把才當記者是有一點遜，但未必全是負面，因為在那個年齡，我的人格和知識體系大致已經形成，所以即使接踵而來的記者生涯碰到很多新奇事務，甚至驚濤駭浪，都可以比較容易找到自己的定位座標，不致於為外界所惑，甚至暈船。

我進報社不到兩個星期(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成為第一個「台灣人」總統，台灣有史以來從未面臨這樣的局面，這種情勢充滿希望，但也布滿危機。

從這個時候起，台灣或明或暗的各股政治和社會力量陸續迸發出來，彼此拉扯、相互激盪，而終於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推力，讓台灣的政治和社會景觀日新月變，沒有一刻停息，一直到今天。

對一個記者而言，這樣紮紮實實、充滿挑戰與機會的20年工作環境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對於自己20年前能夠在適當的時機選擇投入這個行業感到慶幸，對於這20年之間在不同場域並肩奮鬥的圈內伙伴也充滿感念。

但無須否認，作為一個非典型新聞人，我對自己浸淫近20年的這個行業，始終有一份既親切、又疏離的感覺。因為親切，所以很想以從事這個行業為傲；因為疏離，所以也常常抽離自己而不得不看到它使人羞愧的一面。

在戒嚴時期，媒體是政治的工具，大家對它期待不高，它危害也比較小。

報禁解除之後，廣播和電視也相繼自由化，媒體是那股脫困而出的巨大力量，自己可以翻雲覆雨，如果不能夠自律，又缺乏外在的制衡力量，那麼它的影響力愈大，對社會的危害也愈大。

我早年修習經濟學，因為懍於市場力量的巨大，所以也特別重視經濟現象裡機構(包含法律)的角色和作用，因為如果我們不甘於一切自由放任的後果，機構以及機制的設計就成為一切人為努力的基礎。當然這一切設計還是必須以對市場力量的充分認識為起點。

當我省視我們媒體這個行業，其實也是從相同的角度出發。1991年我拿了新聞評議會的研究獎金，利用三個月時間到日本、德國和俄羅斯，所研究的便是媒體產業的機構和機制的問題。而當時我在研究報告裡所指出來「新聞是意識型態商品」的特質，仍然是今天理解各種媒體現象的重要關鍵。

報禁解除後的「自立事件」是觀察媒體內部關係對其新聞產品影響的絕好事例，我因為自己在自立工作，體會也特別深刻。我們習慣把「新聞自由」朗朗上口，卻從不深究實際以及應該擁有「新聞自由」的主體是誰，也不瞭解這些可能的主體之間彼此是甚麼關係，當然就找不到著力點。稍不順遂就亂罵一通，然後自暴自棄、自哀自憐，絲毫沒有行動能力，這幾乎已是今天記者的通病。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成立，是尋找著力點的一個嘗試，它建立一個機構，用組織的力量開闢發揮影響力的機制。有些人覺得它的影響力還不夠大，批評它的運作有許多的缺失，但它在成立十多年後仍然屹立不搖，仍然尋求發揮更大的功能，毫無疑問它已是台灣自發性媒體改革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處理新聞局職掌與媒體之間的關係，也是重整媒體機構與機制的重要工作。我在新聞局期間堅決拿掉各個由新聞局頒發的新聞獎項，就是這個概念下一定必須處理的問題。只是為德不卒，到今天新聞局還在頒發雜誌類的新聞獎，這是我當年的疏忽，留下這個漏網之魚，只是大部分的人也真的太習焉不察了。

即使「國家傳播委員會」的成立過程被藍綠鬥爭所污染，以致於若干相關法條被大法官會議解釋認定為違憲，我仍然認為從新聞局釋出對媒體管制的職掌，是走出正確的一步。但對媒體「輔導」的資源還要不要擺在新聞局呢？從制度面和從權力掌握的不同角度去考量，恐怕會得到不同的結論﹔當然從資源受益者的角度又是另外一番思量了。

除此之外，公共媒體，如公視、中央社、央廣等的定位及資源分配問題，都攸關台灣的媒體景象，都應該訴諸公共討論，讓它們發揮應該扮演的角色和功能。

媒體公會組織當然是重要的「媒體機構」，台灣媒體公會組織的失能是造成台灣媒體亂象很重要的一個原因。這些公會在戒嚴時期是政權的附屬機構，解嚴後沒有能夠自覺轉型成為現代社會的公會組織，相對於台灣其他產業公會近十年來的脫胎換骨、蓬勃發展，益發顯得台灣媒體產業內部的保守、封閉，這和這些媒體每天在其媒體內容裡所擺出來的進步姿態，是極不搭調的。

依我的看法，個別媒體工作者也是一種「媒體機構」，他們對於媒體改革的視野和努力，是未來台灣媒體環境發展的關鍵，因為他們畢竟是媒體內容最先以及最終的產製者。任何好的或不好的影響，都必須透過他們來完成。

有關報禁解除後媒體的種種亂象，非典型的新聞人不會有不同的觀察，只是我不同意一些「今不如昔」的論調。這是思考怠惰者及行為無用論者不需要任何努力，躺著就可以達到的結論。花幾分鐘，閉起眼睛想一想，我們真的要回復到新聞局國內處一科科長可以拿起電話，要求報紙總編輯那些新聞不要登，那些新聞上頭版的日子嗎？

即使不滿意，報禁解除以來我們已經共同走了很長的一段路，這些努力不會是徒勞無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