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遭扭曲 倫理與專業魂歸來兮

文／劉明堂（媒體人）

1984、1985年我還在世新唸三專的時候，為了社團出版「翠谷雜誌」刊物內容，被董事長成舍我召見。社團海報被學校活動中心組長影射說「你們貼那幾個紅色星星，是什麼意思！」我們與她爭得臉紅脖子粗；但是我最景仰友報「成報」社長陳尚曄，因為學校查禁文章，而將社團刊物「開天窗」抗議，還有在228來臨的時候，製作跨頁的228專題報導，並且默默禁食一天紀念。在那個報禁戒嚴年代，我們幾個社團朋友被訓導處視為異類。

挑戰威權、突破禁忌，曾經在我們身上烙下痕跡，我們也期許願意在這條路上繼續打拚。從1986年畢業去當兵，到1988年退伍，在那一年十個月中，戒嚴解除了，報禁也解除了，原本想要挑戰的威權消失，還有些許的失落感。不過，我在步兵營經歷兩次營測驗、一次旅對抗、兩次師對抗的演習，走過500公里大行軍，稻田、鴨寮、墓仔埔都睡過，所有心思只想好好數饅頭、快快退伍，沒有空想太多。直到退伍後才強烈感受，社會環境有這麼大的變化。

算起來，我可以說是報禁解除的受益者之一，因為報禁開放後，既有報社擴張、報紙增張，提供了較多的記者工作機會，畢業沒多久的新聞科系學生，比較容易進入新聞職場。

那個時候，選擇新聞工作，相當大的因素是為了實現社會正義的理想，自認為背負文以載道、隱惡揚善的使命。那個時候不管是新聞學、採訪學，告訴我們的，記者是無冕王、是正義的使者、媒體是第四權、是社會的公器；媒體工作者為閱聽大眾除了提供新鮮有趣的「新聞」訊息，同時也為閱聽眾扮演「守門人」的角色。

學校師長曾經告誡，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必須廣泛吸收各種社會科學的知識，才能在新聞工作上有足夠的知識作判斷；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必須儘量公正客觀，追求真相，下筆應避免使用「情緒語言」，以免誤導閱聽大眾。這些雖然老掉牙，卻是一個新聞工作者的基本功、基本素養。

可是，曾幾何時沒有人再提到「無冕王」，也沒有人重視「守門人」；新聞報導看得見「口水」，卻看不到「真相」； 媒體從監督的「第四權」，變成社會的「亂源」；從「社會公器」變成收視率掛帥；烏龍新聞一大堆，媒體卻似乎不以為意，但是收視率掉0.1個百分點，就要斤斤計較。

有人感嘆，早知報禁解除後會變成這樣，不如不解除。抱歉，這是兩碼事，不能這樣推論。報禁的解除，是台灣言論自由發展的一大步，在此之前，台灣在「自由之家」的評比，永遠都是從後面倒數的「不自由國家」。而且報禁解除後，報紙確實也有幾年蓬勃發展、百花齊放的光景，雖然市場上還是兩大報獨大（1991年自由送黃金後成為三大報鼎立），而且兩大報的報老闆，都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可是形式上去除了掐住脖子的黑手，加上解嚴所釋出的旺盛社會力，讓台灣的言論市場大鳴大放。

有人認為，台灣媒體會有今日的墮落，太過於重視市場收視率是主要原因，在市場激烈競爭下，媒體為了求生存，在壓力與矛盾中不得不隨波逐流，以收視率為競逐標的，有線電視新聞台的激烈競爭如此，報紙的蘋果現象亦復如是。可是，為什麼新聞發展史上對「黃色新聞」的反省與自律，台灣到現在還沒有出現？

雖然有閱盟、媒觀、新聞公害防治等團體，可是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的烏龍新聞統計，媒體不痛不癢，閱盟曾經遊說廣告主抵制電視台，卻被電視台當成抽銀根而圍剿，還被扣上妨害新聞自由的大帽子，「新聞自由」成為媒體為所欲為的保護傘。

經常在媒體可以看到某些論述強調憲法保障「新聞自由」，事實上，憲法保障的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則是「言論自由」的延伸，言論自由尚且受到刑法的規範，新聞自由更不可能無限上綱。民主與自由，是目前人類的普世價值，但是民主與自由的實踐，必須建築在對他人的「尊重」之上，如果沒有對他人的尊重，民主也可能出現多數暴力，自由則可能淪為「只要我想要有什麼不可以」的自我膨脹，結果就是失序的社會亂象。

報禁解除開啟了自由的言論市場，可是對「自由」的扭曲與誤用，卻使得媒體浮濫「自由」，台灣社會也迷失「自由」的價值觀。加上台灣轉型混亂的政治生態，「新聞自由」淪為媒體擁護或打擊特定政黨與政治人物的藉口，而且媒體相互之間以統獨藍綠作區隔、切割，私底下把藍綠立場當作市場定位，媒體的可信度慘跌，趨近於零。

不管是媒體或新聞工作者，當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可是新聞報導卻不可失去專業與真相的追求，扭曲專業、看不到真相的新聞報導，可信度自然是零。這幾年所謂的「揭弊」風潮，就是看不見媒體「守門人」專業判斷，聽不到新聞事件「真相」報導的最好見證。

美國「水門事件」在世界新聞史上成為揭發醜聞弊案的圭臬，可是，台灣媒體每天在報導「爆料」的時候，除了追逐誰是「深喉嚨」之外，有多少媒體注意到華盛頓郵報兩名記者，在報導過程中是如何「抽絲剝繭」，才會有導致尼克森下台的精彩報導。

「抽絲剝繭」不就是新聞工作者最重要的專業精神嗎？報禁解除20年，大家應該好好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