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非典型新聞人看報禁解除20年

文／蘇正平（中央社董事長）

現在的新聞圈新舊交替很快，人封的或自封的「資深媒體人」滿街都是。為了即將到來的「報禁解除20年」，台大新研所正在進行一項報禁解除前資深媒體人的口述歷史計劃。一位參與這項工作的朋友打電話給我談到這計劃，我羞愧不敢當，因為我沒有資深到在報禁解除前就已經幹這一行。

我是在1988年1月1日報禁解除那一天開始當記者，在此之前，我在外國機構已經工作一段時間。。假如在新聞局那一段時間勉強也算在新聞圈混的話，報禁解除有多久，我在新聞圈就是那麼久。

進新聞圈，我有一點像「臨老入花叢」，因為改行當記者時，我已經38歲。年紀一大把才當記者是有一點遜，但未必全是負面，因為在那個年齡，我的人格和知識體系大致已經形成，所以即使接踵而來的記者生涯碰到很多新奇事務，甚至驚濤駭浪，都可以比較容易找到自己的定位座標，不致於為外界所惑，甚至暈船。

我進報社不到兩個星期(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成為第一個「台灣人」總統，台灣有史以來從未面臨這樣的局面，這種情勢充滿希望，但也布滿危機。

從這個時候起，台灣或明或暗的各股政治和社會力量陸續迸發出來，彼此拉扯、相互激盪，而終於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推力，讓台灣的政治和社會景觀日新月變，沒有一刻停息，一直到今天。

對一個記者而言，這樣紮紮實實、充滿挑戰與機會的20年工作環境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對於自己20年前能夠在適當的時機選擇投入這個行業感到慶幸，對於這20年之間在不同場域並肩奮鬥的圈內伙伴也充滿感念。

但無須否認，作為一個非典型新聞人，我對自己浸淫近20年的這個行業，始終有一份既親切、又疏離的感覺。因為親切，所以很想以從事這個行業為傲；因為疏離，所以也常常抽離自己而不得不看到它使人羞愧的一面。

在戒嚴時期，媒體是政治的工具，大家對它期待不高，它危害也比較小。

報禁解除之後，廣播和電視也相繼自由化，媒體是那股脫困而出的巨大力量，自己可以翻雲覆雨，如果不能夠自律，又缺乏外在的制衡力量，那麼它的影響力愈大，對社會的危害也愈大。

我早年修習經濟學，因為懍於市場力量的巨大，所以也特別重視經濟現象裡機構(包含法律)的角色和作用，因為如果我們不甘於一切自由放任的後果，機構以及機制的設計就成為一切人為努力的基礎。當然這一切設計還是必須以對市場力量的充分認識為起點。

當我省視我們媒體這個行業，其實也是從相同的角度出發。1991年我拿了新聞評議會的研究獎金，利用三個月時間到日本、德國和俄羅斯，所研究的便是媒體產業的機構和機制的問題。而當時我在研究報告裡所指出來「新聞是意識型態商品」的特質，仍然是今天理解各種媒體現象的重要關鍵。

報禁解除後的「自立事件」是觀察媒體內部關係對其新聞產品影響的絕好事例，我因為自己在自立工作，體會也特別深刻。我們習慣把「新聞自由」朗朗上口，卻從不深究實際以及應該擁有「新聞自由」的主體是誰，也不瞭解這些可能的主體之間彼此是甚麼關係，當然就找不到著力點。稍不順遂就亂罵一通，然後自暴自棄、自哀自憐，絲毫沒有行動能力，這幾乎已是今天記者的通病。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成立，是尋找著力點的一個嘗試，它建立一個機構，用組織的力量開闢發揮影響力的機制。有些人覺得它的影響力還不夠大，批評它的運作有許多的缺失，但它在成立十多年後仍然屹立不搖，仍然尋求發揮更大的功能，毫無疑問它已是台灣自發性媒體改革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處理新聞局職掌與媒體之間的關係，也是重整媒體機構與機制的重要工作。我在新聞局期間堅決拿掉各個由新聞局頒發的新聞獎項，就是這個概念下一定必須處理的問題。只是為德不卒，到今天新聞局還在頒發雜誌類的新聞獎，這是我當年的疏忽，留下這個漏網之魚，只是大部分的人也真的太習焉不察了。

即使「國家傳播委員會」的成立過程被藍綠鬥爭所污染，以致於若干相關法條被大法官會議解釋認定為違憲，我仍然認為從新聞局釋出對媒體管制的職掌，是走出正確的一步。但對媒體「輔導」的資源還要不要擺在新聞局呢？從制度面和從權力掌握的不同角度去考量，恐怕會得到不同的結論﹔當然從資源受益者的角度又是另外一番思量了。

除此之外，公共媒體，如公視、中央社、央廣等的定位及資源分配問題，都攸關台灣的媒體景象，都應該訴諸公共討論，讓它們發揮應該扮演的角色和功能。

媒體公會組織當然是重要的「媒體機構」，台灣媒體公會組織的失能是造成台灣媒體亂象很重要的一個原因。這些公會在戒嚴時期是政權的附屬機構，解嚴後沒有能夠自覺轉型成為現代社會的公會組織，相對於台灣其他產業公會近十年來的脫胎換骨、蓬勃發展，益發顯得台灣媒體產業內部的保守、封閉，這和這些媒體每天在其媒體內容裡所擺出來的進步姿態，是極不搭調的。

依我的看法，個別媒體工作者也是一種「媒體機構」，他們對於媒體改革的視野和努力，是未來台灣媒體環境發展的關鍵，因為他們畢竟是媒體內容最先以及最終的產製者。任何好的或不好的影響，都必須透過他們來完成。

有關報禁解除後媒體的種種亂象，非典型的新聞人不會有不同的觀察，只是我不同意一些「今不如昔」的論調。這是思考怠惰者及行為無用論者不需要任何努力，躺著就可以達到的結論。花幾分鐘，閉起眼睛想一想，我們真的要回復到新聞局國內處一科科長可以拿起電話，要求報紙總編輯那些新聞不要登，那些新聞上頭版的日子嗎？

即使不滿意，報禁解除以來我們已經共同走了很長的一段路，這些努力不會是徒勞無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