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9日 星期四

青春無敵 純愛無過的解禁年代

文 /徐瑞希(前資深媒體工作者)

 解除報禁的前一年,我參加中國時報編採人員招考、進入報社開始我的記者生涯。那時我讀碩士班一年級,懷抱著四年新聞系教育培養出對新聞工作的熱情,覺得在黨禁及報禁年代中,有機會做一個可以促使社會進步的記者是何等幸運的事。

 解嚴前後幾年在中國時報的記者生涯至今仍是我最難忘的青春記憶。初時在時報的「政經研究室」擔任專欄記者,一些跑政治新聞的記者傍晚回報社、寫稿前的那段時間,經常到我們這單位來聊天。某報記者寫了什麼敏感新聞被「約談」、黨外雜誌又怎麼罵國民黨、蔣經國的健康真相、今天的社論立場又是余老板操刀指揮的政治表白等等。如果有人寫出了一個批判當局的報導沒事,大家就可以為此興奮個半天。那時也在時報服務的公孫策,已經在辦公室一邊煮咖啡一邊點評時事了。

 街頭抗議行動是那個威權鬆動、解禁年代的標誌。太多的政治箝制、太多的社會不公,還沒等到集會遊行法通過,街頭上三天兩頭就有抗議。鄰近時報的華西街開始了深夜援救雛妓行動,也是初入報社的社會組記者江澤予在跑完牛肉場新聞後,直接轉進華西街的援救雛妓行動,回到報社發稿時經常搖頭嘆息:「都有勾結啦!老鴇早帶著雛妓先溜了!」

 在那個禁忌鬆動的年代,台灣社會有著黑夜將盡、白日未至的噪動不安,但卻充滿掙脫威權宰制、價值解放的恣意放膽及生猛活力。活在那樣時代氛圍的記者,滿心火熱地見證著劇變,也有機會讓自己成為劇變的創造者之一。覺得記者就是要不畏權勢寫出真相、追求社會正義、並成為促成進步的「聖戰士」,因此立志要以記者做為一生的志業!

 青春騷動的台灣,在媒體以社會改革的大旗下,年輕記者熱情的過與不及,都成了記者工作專業上的破口。

 熱情不及之其一是,當我和多數記者忙著社會上各種目不暇給的社會運動,卻忽視(或忽略)媒體圍牆內的工運及記者工作自主權的問題。1991年,我因為在聯合報報導「黃任中事件」離開聯合報。在疑惑及失望中,選擇了打一場官司來辨明自己對記者工作的價值及熱情,同時也離開了記者工作。對於記者工作最初的熱戀,也就放入記憶深處收藏。

 一旦離開新聞工作、回到「草民」的生活現實,開始對曾自以為是的熱情及因此而來的報導工作方式,有所反省。義正辭嚴、漂亮的文詞,經常成為截稿期限、資源有限時巧飾專業不足、立場偏頗的遮瑕膏。而記者對社會改革如果還存有單純的熱情,如何在媒體廣告主利益掛帥的立場下,以足夠的專業及資源來破解操作愈趨細緻的商業手腕或政治策略、為大眾報導出事實真相?一旦給了記者100%的新聞自由時,媒體機構及記者又將如何回應大眾的期待?

 還來不及想清楚這些問題,台灣媒體已經完全擺脫解禁的陰影、快速發展開來,激烈的市場競爭取代了媒體社會公器的期待,報社一家一家地關、記者一批一批地裁;與之同時,新興的、小眾的媒體興起,民眾的媒體素養識見大開,加速將變樣了的新聞媒體推進一個難得有人同情的境地。

 紀念那段洋溢著放肆卻又執著的解禁年代,青春無敵、純愛無過,憑恃單純的熱情及意念,許多新聞工作者同時經驗著個人與台灣社會的成長。透過新聞工作而得以參與社會的轉變,或許是做為記者最大的幸福,也或許是個人生命中難得的一場行動藝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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