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記者青春夢

文／蔡崇隆（紀錄片導演）

1987年解嚴與1988年解除報禁時，我正在金門服役。當年，抽到外島籤形同坐牢，因為回台灣休假的機會很少，偏偏中籤率很高，所以當我抽中時，雖然不甘心也必須認命。反正念大學時，就已經有在一潭死水的環境中求生的經驗。

我在前身是國民黨校的政大念法律，雖然有不錯的老師，但當時難度形同考狀元的司法官與律師考試讓我卻步，也看不出我們這些司法螺絲釘插進龐大的黨國機器後能改變什麼。所以，我自己找有興趣的事做，偷讀三零年代的中國左派作家禁書，蹺課去看過不了電檢尺度的歐洲經典電影，努力去編輯沒有人會看的校刊「政大青年」。在思想被禁錮的年代，想吸點清新空氣的知識青年大概都只能做這類聊勝於無的掙扎。

但即使這麼卑微的動作也會碰壁。當時從台大的自由之愛開始，校園民主的呼聲日益高漲，我主編的政大青年，做了一篇比較台大與政大代聯會功能的專題報導，就被課外活動組與社團指導老師認為會引起校園動盪為由不能刊登，我最後放棄爭取，但在不須送審的編後語中痛批主事者。後繼的學弟更激進，乾脆整本刊物都談校園民主，當然被查禁停社的命運也接踵而來。而那批言論劊子手，有人後來變成新黨立委，也有人成為政大校長。

報禁解除的騷動氣息傳至外島時，長官們看起來兀自鎮定，但我隱然覺得有很大的事件在本島發生了，它的餘波終將撼動閉鎖四十年的思想牢籠。退伍後回到台灣社會，報業的百花齊放讓我印象深刻，尤其是短命的首都早報，完全打破我對台灣報紙的可能想像。我在九零年代念傳播研究所，同時看著解禁後的媒體報導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後來更進入我經常閱讀的自立報系，成為早報的司法記者。

因為非主流議題才是我的最愛，所以我很快轉到勞工線，兼顧原住民與人權等議題。在其他報社這不是重要路線，但拜報禁解除與自立報性之賜，我可以自由的報導各種衝撞體制的社會運動，例如廢除刑法100條行動、原住民正名運動、企業惡性關廠抗爭…等。當時晚報的彭琳淞松跟我路線相仿，有時我才抵達運動現場，就會碰到他匆匆迎面而來，塞給我一把他剛傳真回報社的稿子，讓我在第一時間得以了解最新狀況繼續採訪，兩人好像在進行一場無聲的接力賽跑。

多年之後，他熱切的眼神，龍飛鳳舞的字跡，以及抗爭現場的群眾吶喊，都還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中，成為我最珍貴的媒體記憶。1995年我進入超級電視台工作，將過去熟悉的社會議題轉化成影像紀錄，老三台的制式報導也開始受到新興電子媒體的挑戰。直到今日，一言堂的惡夢終於完全過去。

當然，令人難過的是，許多我所尊敬的資深記者如今不是離開媒體，就是晉身為立場搖擺的高級主管。缺乏典範的年輕的記者們不是淪為狗仔，就是不知為何而戰。乘著反對運動的浪潮而執政的民進黨，至今提不出任何像樣的媒體改革政策。只能說，20年前的報禁解除，打開了通往理想民主國度的大門，但20年來，我們仍然在大門前打屁納涼。什麼時候才要啟程上路？這次不能只靠少數熱血記者，更需要多數意識覺醒的媒體公民攜手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