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媒體與政治之間的一點思索

文／屠乃瑋（公視資深製作人）
小時候寫作文，經常套用『光陰似箭，歲月如梭』這樣的形容詞，其實直到邁入中年，才真正了解什麼叫「二十年倏忽即過」。二十年前，我剛出校門便進入新聞界，這些年來台灣解嚴、報禁解除、有線電視開放、政黨輪替，讓我有機會去思索媒體和政治的關係。

1989年11月22日，潛回台灣的「黑名單」」郭倍宏現身台北中和體育場，為民進黨的候選人造勢。當時我在中視當記者，必須在自立晚報同業掩護下，隱藏身分在群眾中穿梭採訪。而事實上，我在「520農民請願運動」的警民衝突中，就是因為中視記者的身分，而被抗議群眾踹倒在地。在那個國民黨壟斷媒體的時代，「中視」被視為國民黨政權的傳聲筒，「自立」被視為自由民主的倡議者，反對運動的群眾以此區分並對待不同記者，那樣的情緒不難理解。但當時我總是相信：隨著政治民主化，媒體終究能擺脫政治的桎梏。

2004年3月21日總統大選之後，國民黨的支持者在總統府前徹夜抗議，一位剛從現場採訪回來的同事告訴我：身為公視記者很幸福。因為他看到「泛藍」的群眾把敗選的憤怒情緒，衝著「綠色媒體」記者身上發洩，民視記者在現場幾乎無法進行採訪。令我難過的是，不一樣的世代與群眾，卻一樣拿政治立場來區辨媒體、對待記者。過去是一黨獨大控制媒體，現在是媒體各自選擇向不同政黨傾斜，政治與媒體的關係，只是用新的不正義取代舊的不正義！而在民眾心中，更是牢牢認定媒體記者各有立場，絕非公正不倚。

有一個新聞部主管曾經公開說，他根本不必擔心「平衡報導」的問題，因為各家媒體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對整個台灣社會來說就是一種平衡。這種推論明顯有誤，就好比一個人同時吃了過鹹和過甜的菜，絕不能說他吃的菜加總起來是鹹甜適中。只是，新聞人明知自己所屬的媒體幾近政黨化，卻以錯誤推論自我說服，究竟為什麼？

有一個中學老師告訴我，他總是指派班上調皮的人來維持秩序，有時候調皮蛋就此收歛行為，班上也井然有序；有時候調皮蛋反而會肆無忌憚，班上秩序也跟著變壞。這個方法的成敗關鍵在於，被賦予權責的學生，有沒有因為要對全班負責，而約束自己調皮的習性。我想問的是，記者基於職責以社會公器之名接近政治、監督權力，有沒有因此而戒慎恐懼、約束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權力欲念？

原初部落的祭司要戴上面具，以示脫去凡人面貌，與神溝通；英美法系的法官必須戴上假髮出庭，以示超越人性，以神性來作審判。我常想，當記者採訪政治權力運作時，有沒有戴一個無形的面具?當記者對政治人物有所臧否時，有沒有戴一頂無形的假髮？如果沒有，記者與媒體業主同聲一氣，甘心為政治勢力所用，甚而以職務之便謀取自身利益，這樣的行徑也就不足為奇了。

媒體人經常把專業掛在嘴邊，我想在這裡提出一個媒體人面對政治權力的專業指標，那就是「分寸」：個人與職務之間的分寸、媒體與政治之間的分寸、私利與公義之間的分寸。尤其是我們這些在威權時代受教育成長的人，更必須誠實觀照自己面對權力時的態度。因為人們在心理上對權力的反感和依戀，往往是一體兩面。而曾經懼怕或對抗過權力的人，也不自覺地會想趨近權力，擁有權力。新聞人如果沒有深刻反省權力的本質，就很容易不自覺地逾越分寸，以新聞之名涉入政治。

政治解嚴、媒體解禁，台灣才得以回到民主常軌。二十年來媒體形式推陳出新，媒體勢力各有消長，但是如果要想突破專業高度，就必須先追求思想深度，拉出媒體和政治之間的距離。每一個新聞人謹守分寸，便是整個媒體向前跨出的一大步。這條路，只要開始就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