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照真（交大傳播與科技系助理教授）
剛入行時，我在電視台工作，當時報禁還未開放，電視台的新聞氣氛更是壓抑，特別是政治性的議題。電視台要製作敏感的節目前得先請示國民黨文工會，文工會理所當然地開出一些「合格」學者的名字供電視台參考。我記得台視晚間新聞首先在電視上直呼「民進黨」，已經在電視新聞尺度上躍進一大步，是黨營中視、軍方華視不可能有的創舉。這顯示報禁的影響面是及於全體媒體，並非只有報紙而已。
那個年代在台灣當記者，很難把新聞自由掛在嘴邊，包括在我內。年輕的我並沒有被迫害的感覺，我還是每天做著記者夢，享受從事新聞工作的快樂，那種快樂就是「不要碰政治」。好像只要不碰政治，就沒有什麼問題。好像一個記者可以在政治不開放的時代，以談人權來代替新聞自由；或是製作各式各樣的電視專題都可以取代政治。尤其我一開始是在台視的「熱線追蹤」節目工作，當時的製作方向幾乎都與政治議題無關，年紀輕的時候只會想到喜歡新聞就好，了不起不寫政治新聞就是。
在電視台工作兩年後，解嚴前我到中國時報工作。從電視轉至報紙，才真正感受到新聞脈動與政治現實的關連，以及新聞理念與民主社會的關係等，這些思考都是在報界發生，許多討論也比電視台深刻許多。但為何會有此差異發生，我想可能是因為電視新聞產業雖然在壟斷時期賺飽了鈔票，但是能夠報導的空間一直很有限，許多盈餘亦未用來做為大量增加人力等投資，使得電視台的作業模式永遠是「小本經營」，始終處在人力不足、低成本生產的階段。
相較下，報館內人才濟濟，文思與人格的歧異性很高，對於政治那條最敏感的神經更有著細膩的理解。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台灣解嚴，我一知半解，坐在幾個學者座談的場合中，進行會議記錄。記得當時台灣有所謂的「四大寇」，指的是胡佛、楊國樞、李鴻禧、張忠棟四位教授。他們直言、敢言、台灣的情治單位都有他們的專檔。其中已過逝的張忠棟老師讓我印象最深刻。
只記得他張大他那圓圓的大眼睛，以他微翹的嘴唇激動地控訴：「戒嚴是國民黨最大的錯誤。」他們的論述在我飛快的筆尖中滑過，彷彿也帶領我快速走過那個世代，明白了其中的是非。我才驚覺到我為什麼不覺得奇怪：「台灣的報紙為什麼只有三大張？」、「為什麼只有兩大報」、「為什麼只有三大電視台？」我也才知道，一些新聞前輩在剪刀邊緣寫政治新聞的心情；以及，有些記者稿子登不出來時，就往黨外雜誌投。又以及，有些主跑黨外新聞的老記者告訴我，他們是如何受到情治單位注意等。
幾個月過後，台灣在民國七十七年一月一日解除報禁時，我被告知從此寫作沒有檢查了，張數也沒有限制了，競爭對手增加了，報社要大家思考如何因應報禁開放，而有不一樣的作品。很多事已不復記憶，我只記得，我在那一個時代後，我的心裡上有了更大的解放空間，知道自己可以做更多的事。這樣的心情，對我來說是興奮的。沒有了時代的枷鎖，所剩的就是不斷追尋自己的新聞夢。
這種心情至少維持了一段相當的時間，直到近幾年日益惡化的商品化現象，才令許多事情變質，也讓許多人傷心地離開了新聞界。然而，與近幾年初出道的新聞同業相較，我畢竟曾經經歷過那一個報紙解禁的偉大時刻，這一歷史時刻，對我個人產生極大的啟蒙作用。而那個時代的許多人與事，雖已是過往雲煙，卻令我永生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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