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之幕」將成事實？戒嚴與報禁解除二十週年的憂思

文／胡元輝（公共電視總經理）

解嚴，對年輕世代而言，已屬歷史課題，甚至被歸類為「蝦米碗糕」的陌生詞彙。

解嚴對媒體產生何種衝擊？即使對目前在大眾傳播相關科系就讀的大學生來說，同樣屬於歷史研究的課題。甚至，只是一個應付考試的「考古題」。

今（二OO七）年七月十五日，適逢解嚴二十週年。某機構記者在該日前夕以電話採訪我，希望我談一談解嚴前後的媒體變化。坦白講，筆者已在多個場合答覆過此類問題，亦曾撰文予以解析，不免對之感到乏味。但，不同的時間點可以有不同的思考點，對於不知解嚴為何事的年輕朋友，重新詮釋歷史課題，仍有助於歷史意識的培育。

解嚴，誠然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分界點。自玆而後，台灣社會解除政治力的束縛，奔向自由與開放的年代。

解嚴，當然也只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時刻。任何社會的變化絕非起自某時某刻，早在解嚴之前，反對威權束縛的力量便已蜂湧而起。

我因此答覆這位記者，就象徵意義而言，解嚴前後的媒體生態的確出現極大的變化，只不過，並不能把解嚴日視為此種變化的戲劇性轉折點。

媒體生態的鉅大變化為何？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力隱沒，市場力崛起。何以謂政治力隱沒，因為解嚴後政治力並未消失，只是外顯的控制不再，轉以市場的機制操作。至於市場力則因法制與人心的鬆綁，不僅堂而皇之，而且百無禁忌地成為媒體操作的最大律則。

二十年來，台灣的媒體真是風起雲湧、前仆後繼。從正面的角度來看，百家爭鳴既打破了壟斷的言論空間，又釋放了禁錮的民間活力，台灣社會將很難再走向封閉的思維與體制；但是，從負面的角度觀察，百家爭鳴業已淪為百家亂鳴，掙脫束縛的言論空間並未成為提昇民主品質的公共領域，打破禁錮的民間活力亦未成為推動國家進步的公民社會，憂心忡忡者乃直言：台灣的媒體生態怎是一個亂字了得！

筆者於媒體服務期間恰跨越解嚴前後，對於媒體生態的變化自是歷歷在目，甚至是刻骨銘心。儘管筆者無意美化解嚴的意義，亦無意貶抑解嚴後的媒體變化，但終究得捫心自問：追求新聞自由所為何來？如果只是換得失序與失格的新聞生態，其進步之處又在哪裡？

解嚴前，社會對新聞工作者常贈以「無冕王」的期許。解嚴後，筆者常聽到的封號卻是「公害」與「亂源」，甚至還有一段時間流行「屠宰業」、「製造業」、「加工業」等等的譏評。名詞的變化雖不足以代表媒體變化的全面，可是每當筆者在演講場合面對諸如「舔耳案」、「灌票事件」、「腳尾飯事件」、「瀝青鴨事件」、「黑道嗆聲影帶案」等等的詢問時，雖不至於無詞以對，卻不免「心虛氣短」。

有人或許會質疑，媒體亂象不獨出現在台灣，其他國家亦然。君不見美國連著名的質報「紐約時報」也會發生記者布萊爾（Jayson Blair）連番造假事件（2003年）；另一質報「華盛頓郵報」亦曾發生記者庫克（Janet Cooke）因虛構新聞，以致退回普立玆新聞獎的事件（1981年）；甚至英國著稱於世的公共電視BBC今年也接連出錯，台灣媒體又何能倖免？

至於一般商業媒體，各國之間就更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為台灣媒體辯護者聲稱，台灣的媒體批判者老愛指摘商業電視追逐無聊八卦，於人生意義何干？但電視事業發達的美國亦復如是。以社交名媛芭莉絲．希爾頓（Paris Hilton）的新聞為例，儘管廣為美國媒體依賴的美聯社，曾於今年二月以停止報導一周的方式，實驗性地抵制她的新聞炒作。但顯然成效不彰，芭莉絲的新聞迄今仍為多數媒體所鍾愛，氣得MSNBC電視台的晨間主播蜜卡．布里辛斯基（Mika Brzezinski）直接在播報台上想要燒掉她的新聞稿。

此外，也有人認為，從現代媒體誕生的那一刻開始，媒體的問題就不曾間斷，對媒體的批評亦從未止歇。傳播學者艾倫（Stuart Allan）在追溯報紙的發展史時便指出，報紙以無黨派立場的報導方式，呈現社會真實，促進公眾利益，乃是相當晚近的發展。性、醜聞、煽色腥、暴力、怪力亂神反而是十七世紀以降，普遍為早期報紙所青睞。因此，若要說媒體之亂始於今日，毋寧是不合事實的說法。

不過，事理果真如此？媒體亂象固然早已有之，而且舉世皆然，可是，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台灣媒體之亂已到「亂無所懼」及「亂無可制」的地步，如不能有效遏止，即時導正，其亂足以誤國、敗國。

台灣的媒體生態何以是「亂無所懼」？同樣以美國為例，前述美國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出錯之後，不只兩名記者俱遭開除，難以在新聞界立足。更重要的是，疏失出現之後，兩報皆有深刻檢討，不僅向讀者提出完整報告與致歉外，前者並改變多年來的立場，設置獨立監察的公評人，後者則重建消息來源的管理制度及報導準則。不只紐時與華郵如此，美國媒體界犯錯固不可免，但自我檢討的力量仍存，社會清議的力量亦強，因此尚不致於落入是非不分、對錯不明的窘境。台灣的媒體亂象則反是，往往錯了猶振振有辭，就算勉為其難的認錯，亦無意認真檢討，警惕來玆。長此以往，媒體公信力將徹底破產，媒體對民主政治所應發揮的功能亦將如鏡花水月。

台灣的媒體生態又何以是「亂無可制」？其他國家的媒體之亂，其範圍與程度通常有其界限，此雖與民主文化的成熟度有關，但更重要的，猶在於媒體圈存在一股穩固的標竿力量。歐洲國家的公共廣電體制固是鮮明的例子，美國商業體制中的質報何嘗不是如此。正因為這些媒體的存在，使得媒體生態不致失衡，唯利媒體亦不敢使壞。反觀台灣，既乏足以抗衡商業媒體的公共力量，又缺少屹立不搖的商業典範，媒體亂象又焉能不伊於胡底。

愛深所以責切，任重所以期遠。解嚴之後的台灣媒體當然不只有亂，也有其序；不只有破，也有其立；同樣的，台灣媒體之亂亦不能單責於媒體，從政商力量無孔不入的媒體操控，執政者缺乏媒體政策的理想與見識，乃至閱聽眾媒體素養的匱乏，在在使得媒體亂上加亂。但，我們還有時間等待果陀嗎？我們還能陷溺在雞生蛋、蛋生雞的諉過邏輯中無所作為嗎？

解除戒嚴二十週年方過，報禁解除二十週年的日子又已到來，在華盛頓郵報擔任二十餘年總編輯，並為華郵帶來崇高聲譽的布萊德利（Ben Bradlee），任內曾歷經水門事件、五角大廈文件揭密事件等洗禮，卻因為記者庫克造假事件而蒙羞。他在回憶錄中公開稱該事件是他從事新聞事業中「最黑暗的一幕」，痛心之至，溢於言表。台灣的媒體界對於連串的醜聞，可曾有如此深沉的自省？若無，「最黑暗的一幕」終將成為新聞史對我們的不堪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