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家宜（卓越基金會執行長）
我是1990(民國七十九)年開始進自立晚報跑新聞的，當時報禁解除已經兩年多了，舊報大舉擴張(原來辦早報的增加晚報，原來辦晚報的增加早報之類)，新報紛紛設立，我就是在各報社都大舉徵才的情況下，很順利的進入了經常會報導很多社會運動新聞，讓我在學校讀書時就很喜歡閱讀的自立晚報工作。
當時自晚的社長是吳豐山，總編輯是胡元輝，報社位於濟南路華僑大舞廳旁邊，報社同事常開玩笑說，計程車司機如果不知道自立報系，只要說到華僑大舞廳就對了。我後來並沒有在其他報社服務的經驗(轉到新新聞雜誌五年多時間，並在公視研究部門短暫服務過)，但我可以確定，自立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工作環境，雖然嚴格來講這家報紙已經不復存再，但就某些方面來看，它在台灣的報業發展史上，具有一定的位置。這一點我在後面會再回來談。
由於吾生也晚，嚴格說來並沒有資格比較報禁解除前後的新聞工作環境，倒
是可以從個人的工作經驗來談一下1990年到2006年間，台灣報業生態的一些發展。
解嚴以後新出現的報紙中，「首都早報」是曇花一現的代表。我1990年7月
進自立，首都早報在8月突然宣布停刊，當時首都有不少記者是從自立挖角的，首都無預警的匆匆宣布停刊，有幾位記者後來又回流自立。首都早報在1989年6月歡喜創刊，發行人康寧祥是老黨外，許多支持本土政治改革的朋友，大家私底下喜歡親切的像對待熟朋友般的喊他「老康」。首都充滿改革色彩的言論調性，觀念前衛的副刊，相當受到知識界青睞，但創刊僅一年時間，便因為財務問題而匆匆畫下句點。面對資方完全不尊重員工權益的停刊處置，許多因為政治認同才決定加入首都的新聞人，赫然發現，自己一向非常尊敬的反對運動前輩，竟也同時扮演了不義資方的角色，其所面對的痛苦與矛盾，更在一般勞資糾紛之上。
現在回想起來，首都的例子其實已經預示了解嚴後台灣媒體的集體命運。不同於解嚴前地下刊物係藉由非商業性、半地下的訊息流通管道傳播，解嚴後，挑戰當道的批判性的言論大可以公開發行，但卻必須即刻面對其做為一個公司或企業體的成本開銷，如果長期入不敷出，又金援不足，便註定要走入歷史。脫離了過去受限於政治力，卻也因此享受寡占特權的戒嚴時代，不斷倡議言論自由的新聞從業人員們，彷彿才赫然發現，非官營的新聞媒體也是一種企業，也要面臨企業盈虧損益的壓力。媒體市場越是自由開放，媒體企業經營的競爭壓力也就越大。同樣是追求言論自由與專業自主，解嚴前還敢於衝撞言論尺度界線的新聞媒體，解嚴後卻反而無法違背市場競爭的生存法則。
就在相同的邏輯之下，2001年到2006年短短五、六年間，自晚(自早已經在1999年先停刊，自晚到2001年也不再發行實體報紙)、明日報、勁報、中晚、大成報、中央日報、台日、星報、民生報各個新舊報紙紛紛停刊，整個台灣報業在經歷約十年的擴張期後，出現劇烈緊縮，許多對新聞工作不能忘情的朋友雖然依然固守崗位，但職場轉換過程，可以用「顛沛流離」來形容。在這麼多個報紙從經營備感壓力到真正停刊的過程中，新聞同業們面對資方的許多片面處置，真正以具體行動為自己伸張權益的例子卻相當有限，除了自立報系、台日出現較明顯的勞資爭議，以及中時中南編裁撤過程，透過廖德明導演「那天，我丟了飯碗」紀錄片而引起比較多的注意之外，也不乏像民生報這類，前一天才被通知明天不用來上班，除了打包走人，別無他法的例子。
從首都早報無預警結束(1990)，到民生報突然宣布停刊(2006)，這十六年的過程，應該已經教會新聞從業人員一件事：記者也是勞工，是面對資方時處於劣勢的勞工。談到這裏，要回頭講講自立報系的工會。台灣有產業工會的報紙不多，中時、聯合兩個大報集團都有各自的工會，聯合報工會向來與資方和平相處，中時工會在報社電腦化過程中為藍領勞工爭取不少權益，但白領記者編輯對工會的參與程度有限。規模較小的自立報系工會，卻因為記者編輯的積極參與，甚至成為工會主力，而一度具有與資方相抗衡的聲勢。勞方代表在談判桌上把資方逼得退守，創下台灣報業歷史紀錄。
因為資本規模與經營獲利狀況與當時的兩大報(指中時、聯合，自由當時發行尚不及兩報，蘋果尚未創刊)相差甚遠，自立報系的待遇比較差，但以記者而言，工作量卻比兩報重(一個版面，供稿記者不到別人的一半數目)，錢少事多，對老闆當然沒好氣。加上當時自立除了擁護改革的激進政治言論之外，大量報導社會運動新聞，是報紙最大特色。像我這類經常跑農民運動、環保運動、原住民運動、學生運動、勞工運動、政治抗爭運動的記者一多，報社裡沒什麼乖乖牌，大家都有一種「是為了改革台灣社會才願意忍受低價辛勤勞動」的心理。報社一要裁員減薪，只要工會頭頭登高一呼，還有不開幹的道理！就是饑民容易造反的意思，嘿嘿。
當時自立工會的理事長王幼玲是我工作上的頂頭上司，自從跑新聞被工廠女工的辛酸血淚史感動，從此矢志投入工運。她身材嬌小，皮膚白裡透紅，卻每天長褲平底鞋，像個男人婆作風，大家都管她叫工頭(工會頭頭)。她大概看我孺子可教，一度把我拉入工會當幹部。1993年左右，自立報系財務明顯不穩，出錢的台南幫眼見報紙年年虧損，有意收手，開始各方尋找買主，工會一方面向台南幫喊話，希望一幫企業主大老爺別讓豎大拇哥的自立老店招牌蒙塵，一方面透過各路消息，直接聯繫傳說中的各路買方，強烈傳達，要接自立就要先照顧好員工權益的訊息。自立員工們一面照常跑新聞、印報紙，一面三天兩頭綁布條、舉標語去向資方抗議、施壓，辦公室天花板也掛滿布條，不管一級主管臉色有多難看。轉手易主既然勢不可免，工會要求資方在報社轉手過程，必須讓員工自由選擇去留，不想走的資方必須留用，不想留的資方必須以優惠條件資遣，以防新資方入主後立即裁員，對員工權益造成損害。
就在舊資方想保住顏面順利下車，新資方又擔心夜長夢多的談判氣氛下，工會為所有自立同仁爭取到想留的留，想走的以優於勞基法的條件(一年年資給附兩個月全薪)資遣，依照當時協定，此一優惠條款適用未來五年。相較於後來其他報社的狀況，這可以說是工會與資方談判的一場勝仗。在當時的談判過程中，工會代表並曾提出由記者自行選舉總編輯，制定維護新聞專業自主的「編輯室公約」等要求。這些動作與主張已經超乎過去工會對員工福利的追求，而進入要求勞動者民主參與的層次。這些主張，並直接催生了台灣記者協會的誕生。
1994年秋天，自立報系經營權轉移，由宏福集團的陳政忠接手。一群跨媒體的新聞工作者為支持自立報系員工爭取與新資方簽訂「編輯室公約」，以保障新聞自主，因此成立了「九○一新聞自主推動小組」，並在九一記者節發起「為新聞自主而走」遊行，當天颳颱風，大家冒風雨遊行，會後在立法院會議室召開記協成立大會。當時我因為婚後從夫居遷至台中，而請調擔任自晚的省政特派記者，並未躬逢其盛，但後來也陸續參與記協的活動，並擔任數屆幹部，這部份或許留待以後有機會再詳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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